都说成家立业，成亲三个月后，齐衡也到了该外放的节点。汴京锦绣堆里出来的公侯子，又有如此功名师门，怎么说也是富庶风流之地，任其挑选，可齐衡偏偏外放了岭南。
人已经坐船走上了水路，在家的平宁郡主听闻这个消息，顿时惊叫了出来：“怎么会这样？陆参政怎么会让元若去那等偏远苦寒的地方？”
齐国公苦着一张脸，摇摇头，“不是陆参政的意思。原本两省省注给元若下的任命是去京西南路知襄州，谁知他当场回绝了，自请去邕州。”
齐国公叹了口气，“这孩子恐怕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行李早早收拾好，陆参政那也没透露过半点风声。所以他一拿到内廷诏令，便上路去赴任，干脆连家也不回了。我听说从东宫回到公厅的陆参政得知此事，立刻骑马追出去，可是没追上。”
至于为什么陆允当时会在东宫，是因为她被太后指定加太子少师衔，那天正好轮到她为太子授课。
陆允率先考虑齐衡能够外放去的是杭州和越州等地，皆位于两浙路。一来她离任的时间不算太长，下辖的官员底细都十分清楚，可以帮助他尽快融入浙江官场；二来，陆允也是希望齐衡能够替她在两浙路，继续观察丁钱法的实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阻碍和问题。
可是被申首台驳了。他道齐衡任谏院御史这几年，秉公职守、才干出众，不应外放去二等二级之路。京西南路为二等一级，且襄州人口众多，庶务繁杂，更加需要像齐元若这样的能员。
申首台暗中打着施恩于齐衡、分离他与陆允的主意，陆允已心知肚明。但雄鹰矫健，襄州的确是个大有可作为的地方，她也根本不怕齐衡会同她离心。所以陆允只是迟疑，最后并未反对。
可谁曾想到齐衡竟然会自请去邕州？
岭南一带瘴气遍布、虫水之害不断，除了拥有市舶司的广州还算富庶，大多历来是官员贬谪的地方。莫说做出什么优秀政绩，能平平安安回来就不错了！
此事气得陆允回来便摔了上好的歙砚，大骂齐元若“这个混账东西”！但她气归气，又无可奈何，因为这便是齐衡。
好好的有荫官不做，非要去寒窗苦读考科举；放着知襄州的这条康庄大道不走，偏行至艰至难。
求的，不过是堂堂正正这四个字。
世人皆说这齐家的小公爷性情肖似其父，最是斯文温和、好摆弄。可不料他们都说错了！齐元若外柔内刚，风骨渐显。
齐衡的新婚妻子姚氏若要随丈夫而去，也是使得的。只不过她还没来得及打点完毕，便因为操劳不适，而被诊断出喜脉了！
齐国公夫妻俩自是欣喜、珍视非常，再加上大长公主家的，也不愿意自家从小娇生惯养的姑娘，去邕州那种地方受苦，所以姚氏便被留了下来。
致平二年，姚氏生二子。因齐衡不得随意离任，故着人送回了孩子的姓名：齐遐、齐陟。出自《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寓意合抱负之远大，行循序之渐进。
因着是头胎，又是双胎，姚氏生产的时候极为艰难，落下了严重的病根。大长公主、平宁郡主和陆允是太医一茬接一茬地请，珍贵药材一盅接一盅地熬，可是姚氏的病情反反复复，总也不见好。苦撑一年，终是撒手去了。
齐衡期间回来过一趟，他望着挂满白幡的灵堂，脸上满是茫然。要说伤心至极，显然是虚伪之词。但他的确是有想过要和姚氏，好好过日子的。
“若是我没有娶她，她应该还好端端活着，而不是这样无声无息地躺在棺材里。”
“就算你不娶她，她也是要嫁人的。自古女子生产本就是艰难，半只脚踏入鬼门关。命理定数这种东西玄之又玄，我素来不信。但在这件事上，太医已经尽力了。”陆允安慰地拍了拍他瘦削的肩膀，“见见遐儿和陟儿罢。”
两个粉雕玉琢的孩童被各自的奶娘抱来，一前一后所生，但长得并不相像，大的五官肖齐衡多一些，小的那个像母亲。
一岁大的孩子已经能牵着走了，齐衡两手各牵住一个，看他们“咿咿呀呀”含糊不清地哼叫，脸上有着初为人父的笨拙和欣然。
生母丧期之间，孩子的抓周礼便也不大办了，齐国公府只请了关系亲近的几家过来观礼。齐遐抓了支紫毫湖笔不放，齐陟却对满桌的东西都不感兴趣，直冲着陆允爬过去了——
“小家伙倒是有眼光。”陆允解下腰间、太后御赐的双雀衔花白玉坠，放到桌上。齐陟立刻眉开眼笑地伸手去拿，同时竟口齿清晰地喊了一句：“爹！”
众人哄堂大笑，陆允哭笑不得地指着边上的齐衡道：“你爹在这儿呢！”平宁郡主顿时生出了让齐陟认陆允为干爹的念头，但仔细想了想，陆允尚未成亲便先有了个儿子，终是不妥，遂作罢。
齐衡是借奔丧的由头回京的，妻丧不丁忧，故不日便要重回到任上。
朝堂上呈现胶着之态，申首台的告老辞陛和罗枢密使的外放，致使文公和吕公成为枢府二使。变法与反对变法的两派人员，始终旗鼓相当，因此王相公还差最后一个关键时机，来推行新政。
而这时机落到了致平四年。中宗皇帝驾崩，短短几年内接连两次国丧，国库已然是难以支应，而边患日益严峻，变法势在必行！
官家才十三，太皇太后已年迈，这垂帘听政的任务便落到了孟太后身上。孟氏的门第普通，父亲只是个举人出身。但她为人精明干练，当初的七王出家做道士，偌大的七王府全靠她一个人支撑着，却打理得井井有条。
后机缘巧合之下做上了一国之母，当时的曹太后心知皇帝是个不顶事的，于是一直在用心教导孟氏如何处理朝政、通读治国韬略。如今一交接，倒也顺当，没出半点岔子。
孟太后三十出头，当了大半辈子的家，如今治起国来更知钱的重要性。而王相公亦是憋着满腔的政治抱负，所以两人一拍即合，变法，立刻就变法！
禧宁元年七月，王相公制置三司条例司。此变法机构的设立，乃是吸取了仁宗朝新政失败的教训。按制，财政相关的新法，必然交由三司执行；兵制改革和军事措施，必然交枢密院办。如果他们拖拉或用各种形式抵制，即便是宰相也不好越权去处理。而这个机构一旦设立，所有的变法事宜便都掌握在了王相一人手里。
青苗法、募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新法接踵而至，却未能全部实行，只因原本是王相公盟友的曾拱和陆允，如今却突然摇身一变，开始拖起了他的“后腿”。
当初制置司一设，王相便力荐其门生吕清和曾步为制置司检详文字。孔相等人闻风，心知变法已是不可违，故退而其次向孟太后举荐曾拱和陆允出任制置司详定官。
他们二人皆主张变法，曾拱还是王相左臂右膀之一——曾步的兄长。可王相却极力反对，孟太后顿时犯了难，便去请教太皇太后。
曹氏回她：“仁宗临朝，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可制置司内，王相公若不能一人独断，置此机构的意义也便不复存在了，恐步上过去变法失败的老路子。孟太后考量再三，此事唯一的出路便是她心要坚要稳，不可因一时之难，而动摇变法的决心。亦不可求快，强求收效于旦夕。孤者之虑总有疏漏，只要陆允和曾拱同为决心变法，有些条例若是他们无法达成一致，那便众议！
如今军费耗資甚多，边患为大。因此王相公的种种富国之法，陆允主张搁置，先进行裁军和强兵。罢除更戍法，改行置将法。保甲法，亦宜行。至于那保马法，她有不同的意见。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①。战马与驿站传马的来源，一是通过与北方外蕃茶马互市，二是由牧马监的官员蓄养。
随着人口繁衍，全国各地牧马监的马场田地被当地有势力的世家官绅所侵占。河南河北十二监，每年养出的马，能够称得上战马的，只有两百匹左右。
王相公不想和众多的官宦豪绅对抗，故而撤裁牧马监，将剩下的田地都租赁出去。实行保马法，由民间去养马，官府出钱买。此举虽然能开拓马源，节省养马费用，可是马匹的质量并不高，用作驿传已是勉勉强强，遑论战场？提高军队战力的根本目的没有达成。
且此法若实行，百姓一开始或许会乐意，因为意在自愿。但是募马的数量一旦落到官员政绩上去，必然会出现强制富民养马卖马的情况。民养马，若是出现灾害病死等意外情况，是得不到补偿的。而吏务又苛峻，行至最后必然是扰民困民，怨声载道。
所以陆允主张不撤裁牧马监，清算各地马监，被侵占的田地不追究罪过，但必须予以立刻返还。同时对牧马监的官员实行详细的赏罚考成法，各地牧马监主事由内侍省宦官担任。
本朝宦官升迁同武将，故而骁勇善战者不在少数。而内侍省又比入内内侍省位遇低，为争上补缺，外放此职必要尽心尽力。
王相之法，粗犷但成效快，且每年可增财政收入一百万贯。陆允之法，至少也要一年以后才能逐渐见到成效，但她已将保马法的弊端清晰言明，绝非长久之政。而官绅侵占之马监土地，本应论罪，只催予返还，已是天恩浩荡。所以就算会得罪那些人，但至少法理是站在她这边。
再三众议，最终孟太后兼而纳之。对牧马监的官员进行裁员、考成，同时亦可从民间募马。但是赏罚考成首看每年的战马数量，整体的数量则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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