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不同，也体现在居民家的家当上。破旧立新，更新换代，不断有曾经时新的物件过时，又有时新出现取代曾经的时新物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一个人家有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就算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人们向往的未来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电视机、手机、摩托车、电瓶车、小车开始进入千家万户。
我的父母曾跟我描叙过：
“战争年代，因日本鬼子的三光，因敌机的狂轰乱炸，随处的废墟上可见各种各样的家具，人们最要紧的是逃命，那些家具就成了没人要的多余东西。”
父母的这些话，也许是想告诉我：
“我们家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从战争中的废墟上捡来的。”
我家分到的公房，是用未经烧制的砖块砌成的，离开铁路不到百米，座北朝南紧紧挨着铁道线，造型有点像绿皮车的车箱，只是长度不如它来得长罢了。
打开小小的红木门，进去的第一间是吃饭间，大约不到4平方，靠门窗只能横摆一张写字台，再靠堂前摆一张饭桌两张太师椅，这第一间就满满当当的了。
我每每坐到桌前写字，就看到铁路横过眼前，群山也近在咫尺，当火车“轰隆隆”奔驰而过时，就有一种地动山摇的感觉。
走进正对红木门的一个门洞，就是第二间了，摆上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大小床间隔两樟木箱，这第二间就挤挤的了。
走进正对红木门的第二个门洞，就是第三间了，摆一菜橱一只水缸，这第三间就再摆不下什么了，就是想摆上一只煤炉也没空间了。
那么，烧饭怎么办呢？我父亲就在外墙搭出了一个简易棚，在里头垒了灶台。这样，烧饭的问题就解决了。
如今，有些事业有成的男士，都有大套房有车了，但就是不想找对象成家。相比之下，真难想象，我父母亲那辈人是怎样在那么艰难的日子里，过着多子女人生的。
现在的人相亲，“有车有房”是许多女方对男方最基本的要求，我年青时，女方对男方虽没什么明确的经济上的要求，但在正式交往之前，都是要经“看人家”的。
所谓的“看人家”，就是女方家人对男方家经济条件的一次“侦探”，看的就是男方家的房屋和“家当”。
若是男方家有新屋，有上档次的家当，那么就证明这家人家经济殷实，女方家就会感到满意，爽快地把这门亲事答应下来。
若是男方家居住条件差，没什么像样的家当，那么就证明这家人家经济不好，女方家就会感到失意，遂把这门亲事黄了。
我二哥离定下的结婚日期还剩七天时，女方突然变卦了！这跟我家“居住条件差，没什么像样的家当”有着必然的关系，更糟糕的是，我家只给二哥的新家做了一张用旧枕木做的床两樟木箱，还有一张写字台是借的。
用旧枕木做的婚床，虽然油漆过了，但仍能看到那黑色的柏油痕迹，还有一股柏油散发出的难闻味道。也许，我二哥的新娘就是被这婚床气跑掉的。
接着，我三哥快三十了，我母亲非常为他的婚姻焦急，到处托媒为他找对象。
三哥谈的第一个对象，是我上海大哥做媒的，是我大嫂的一个亲戚，结果，她来我家看了一下，就被我家“居住条件差，没什么像样的家当”吓跑了。
三哥谈的第二个对象，是我隔壁邻居做媒的，是镇上信用社的一个员工。她长得非常的标致，像是个电影演员，三哥对她非常喜欢。结果，她带着她的母亲来我家吃了一顿中餐，就被我家“居住条件差，没什么像样的家当”吓跑了。
我母亲真是为三哥的婚姻问题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女方来一个跑一个，就是难过“看人家”这一关。
后来，我快三十时，我岳母带着她女儿来我家“看人家”，竟然没有把我三哥为我找的对象吓跑，至今，我都没想明白：这是为什么？
也许，相亲时女方“看人家”的同时，也看人？只是有些女方偏重于“看人家”，而也有些女方更偏重于“看人”。
我发现，农村人相亲更偏重于“看人家”，若是男方家住着茅屋，家里更没像样的家当，那么女方无论如何都是不肯嫁的；而有工作的人相亲更偏重于“看人”，若是男方长相还行，有个稳定的好工作，那么男方的原生家庭家当不家当的就没太大的关系了。
我看到我的中学班主任结婚时，那结婚用床是俩公用单人床合成的，写字台也是学校用的办公桌，除此之外，就几只箱子了。
我岳父岳母结婚时，也是从公用房间公用床公用办公桌开始的，直到我和他（她）们的女儿谈恋爱时，其家也没看到有什么高级家当。
我的岳父虽然曾经当过宁波某区的区长，他手腕上戴着的也只是上海宝石花手表，后来他中风了，在没经他同意的情况下，我岳母硬是把他的上海宝石花手表给我的妻子戴了。当时，我岳母跟他说：
“你又不上班了，家里有闹钟看时间，你的手表就脱给你二女儿戴！”
我岳父也许是没找到什么反驳的理由，也就随我岳母去了：“你爱咋的就咋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我岳父在病重去世前，看到我妻子，就对着她吼道：
“你把你的手表还给我！”
这个时候已是本世纪初了，社会上的人很少戴手表了，我岳父的那只上海宝石花手表也早已坏了。
既然，我岳父那么惦记着他那曾经的上海宝石花手表，我妻子只有赶紧回家把这只早已停止走动的手表找了出来，拿到医院交到她父亲的手上。
我岳父看到他的上海宝石花手表，脸上立即出现了孩子般的笑容：
“快帮我把手表戴上！”
当我妻子帮她父亲重新戴上他的上海宝石花手表时，他老人家带着满脸欣慰而安详的笑容上了天堂。
我的岳父是在上海宝石花手表凭票购买的时候中风病倒的，他仙逝时，人人手里都有了手机，小车也几乎进入家家户户了。
我想，我岳母若是知道我岳父如此的喜爱他的那块表，或是我岳父说出心中藏着的不愿，那么就不会发生《错不该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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