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5年上山下乡前,已染上了抽烟的恶习,去了农村后,有烟瘾又没钱买烟抽怎么办呢?
副业队有个叫明竹的老农很喜欢讲故事,每当工休,大家就会围着他:
“明竹,讲个故事来听听!”
明竹就一边嗒着黄烟,一边讲起故事来:
“有个很美的小山村。四面环山,村后一条大溪潺潺淌过。
村前有一面小山坡,坡上有一座小学校。
傻妞每天牵着牛,就在小学校的边上放牧。
母亲知道,傻妞放牛时,要嘘嘘了,就会随便在哪个空地上一蹲,问题就解决了,总是无所顾忌的。
母亲想,女儿已过一十三,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她想了个办法,想要阻止女儿再在外面随便嘘嘘,引导她在放牛时想嘘嘘了就回到家来解决问题。
有一天,小花牵上牛准备上山了。
母亲郑重其事地跟她说:
“小花,你知道吗?嘘一嘘可以卖五个铜板呢!”
“真的?”小花从来都不知道嘘嘘有那么值钱!
“真的,所以,你想嘘嘘了,就回家来嘘嘘。嘘嘘在外头就浪费了!”
小花记着母亲的话,每天放牛时想嘘嘘了,就撒了腿往家紧跑。
小学里的一个坏先生,每天都看着小花突然往家一路紧跑的样子很是奇怪,就想问个究竟。
有一天,小花又突然要一路紧跑起来,坏先生就拦住她问:“你跑什么呀?”
小花说:“我妈讲嘘一嘘可以卖五个铜板呢!我得回去嘘嘘。”
坏先生歪脑筋一转:“真的?我这里还有一嘘呢!也给你?”
小花说:“这怎么给?”
先生就告诉她,怎么怎么给。
小花想,这方法不错,就说:
“那你就赶紧给我。快一点,不然,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老公老婆呢!”
就这样,先生把他的嘘嘘给了小花。
小花回到家很高兴,朝她妈大喊:“妈,妈,今天我这嘘嘘值十个铜板呢!
”
母亲大吃一惊:“怎么就值十个铜板了呢?”
小花就一五一十地说了是怎么回事。
母亲听后脸色大变:‘惊呼,天哪!’”
明竹讲着故事时,我的两眼就紧紧盯着他嗒着黄烟筒,他就知道我的烟瘾上来了。他讲完故事后,烟瘾也过足了,就把手中的烟杆嗒用手揩了揩,然后慷慨地递给我:
“你也吸几口烟,过过瘾!”
我立刻双手接过烟杆,贪婪地“滋滋”有声嗒起旱烟来。
就这样,我和明竹成了好朋友,为答谢他常常给我旱烟抽,当我口袋里有几个钱时,就会去代销店用鳖壳灌上一斤黄酒,歇工后去他家一块喝。
明竹家离知青点大约有两里地,与韦民、雨娣同村。
韦民是老三届知青,我上山下乡时,他都已是三个小女孩的父亲了,最大的女孩都快5岁了。为了防止再生,他在1976年接受了大队组织实施的绝育。
在1977年高考恢复后,我跟韦民经常聚一起复习功课,他跟我讲了他的故事:
“我的父亲是个音乐教师,受他的影响,我会拉手风琴和二胡,还喜欢吹笛,村里有个叫佩英的姑娘就对我有几分意思。
村里,队员们都喜欢被派到水库上劳动,因为去水库工地劳动,供一顿中餐。被派到人,这天早餐就省去了,饿一饿可在中餐多吃点。
做水库的人都带个大茶缸舀饭吃,第一缸饭盛稍浅些吃饱就行,第二缸就盛得满满实实等歇工带回家,这样,不仅自己的晚餐有饭了,多出还可匀给家人吃。
因为去水库工地干活,可赚下一天口粮,所以大家就都争着要去水库。
那次大家抽签去做水库,我的运气不错,抽中了签,喜欢听我拉二胡的佩英也抽中了签。我和她一起去了水库工地,没想到我和她凑在一起就出事了。
事情就那样凑巧,我钻进树丛中‘嘘嘘’时,她也恰巧蹲在那,就这样,我和她嘘嘘在一起,就那么一次,她就怀上了我的大女孩。
当佩英告诉我她有了,我非常震惊,这不是‘逼上梁山’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得不娶她扎根农村了。
可当我向她家提亲时,未料她的父母都不同意,跟佩英说:
‘他是个四只眼,以后他的眼睛瞎了,你牵着他讨饭呀!’
我想,假如我不能娶她,对她的身孕负起责任来,那么不就意味着我将面临坐牢罪责吗?我一急就喝了‘乐果’,想以一死逃脱罪责。
是佩英及时发现了我喝农药,幸亏抢救及时,我才又活了下来。
我的喝农药行为客观上给她的父母施加了压力:‘你们不把女儿嫁给我,我就死给你看!’佩英的父母面临这样的压力,心软了,总算答应把女儿许配给我了。”
韦民的故事,让我深深感觉到,年青人在与异性的交往中“一时冲动”的严重后果,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可像他那样一时冲动,否则就真扎根农村一辈子了。
有一天,我带着黄酒去明竹家,刚喝得头有些晕晕的时候,忽然韦民来了。我发现,韦民跟明竹串通好似的,非得要带我去雨娣家玩。
我说:“我喝得醉熏熏的,想回知青点休息了!”
韦民说:“是雨娣要我和明竹带你到她家玩的,你喝得醉熏熏的,正好去她家喝茶醒醒酒。”
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就跟着韦民和明竹竹去了雨娣家。
雨娣看到我们到她家,显得非常高兴,泡了茶后,还想叫她母亲烧点心给我们吃。我赶紧拦阻道:
“我们都才吃好晚饭,哪能再吃得下去?!”
“那就晚点再烧点心。”雨娣看我们都站着,就说:“都难得到我家玩的,怎么不坐?快坐下喝茶呀!”
我看到韦民和明竹都没坐下的意思,我也没坐,没料想韦民对雨娣说:
“人,我已帮你带到,再没我和明竹的事了,我俩先走了,你们谈!”接着,韦民转而又对我说:“你在雨娣家,若是玩迟了,她家有床,可在她家歇夜。”
“是啊,是啊,你们好好谈谈天。”明竹站在那也说了话。
韦民和明竹说完话后,就转身迈出了雨娣家的门槛,我一看情况不对,也急急离开了雨娣的家:
“雨娣,既然他俩不肯坐,那我也回知青了!”
我头也没回,迅速消失在了黑夜里,也不知那一晚,雨娣是否难过地哭了一场。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千万不能回头,若是回头就有可能扎根农村,只有一直往前看朝前走,才能走出农村。
第二天,韦民找到我责问:“雨娣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这么绝情?!”
我说:“你家经济条件好,能帮你在这造起屋来成个家,可我家是完全没这个经济条件的!我造不了屋,哪有资格跟雨娣好的资格?!”
韦民说:“我造屋靠的完全是我自己!你看到了,我家的门前就是溪滩,我造屋的每一块石头,都是我从溪滩一担一担挑上来的;我造屋的每一根木柱,都是跟着村民进山,一根根背出来的!
我从溪滩挑石头上来,只是吃苦而已;而进深山背木头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有些村民背木头,背着背着就从悬崖摔下去了,幸好我的命比较大。”
我听得韦民的话,真是惊呆了:
“你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哪有你的这种顽强勇敢精神?!”
后来,我和韦民都参加了高考,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韦民的数学是我辅导的,可他的数学成绩远远考得比我好!
通过高考,我才知道自己这老三届后的高中生与老三届文化基础上的巨大差距,韦民只是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考上了杭州大学历史系;而我这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高中毕业生只勉强考上了扩招后的浙西分校化工机械专业。
韦民虽说在上山下乡时吃了很多苦,但他仍然是幸运的,如今担任着《浙江通志》的一名编缉,这是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标志性工程,省政府决定编写100卷、6000万字,能参与到这项艰巨又光荣的任务中,是何其荣幸!
今天,我跟他通了个电话:“韦民,今年回衢过春节吗?”
他说:“当然回衢过春节了,到时,你用什么招待我啊?”
我想,衢州的《三头一掌》很出名,都销往全世界了,就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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