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后溪中学读了二年初中，又读了二年高中，四年的班主任都是周老师。
他是个城里人，杭大毕业后，就分配到了我们小镇当老师。
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小镇的师资力量特强，杭大毕业的华东师大毕业的……都出自名牌师大，只可惜缺了教历史地理的老师，所以，我当时都不知有《历史》、《地理》。
周老师的家住在城里，家里有个老母亲，每逢节假日，他都会回家与他的母亲团聚。
我们小镇到城里，虽然只有短短20公里，但那时还是个短途也以火车客运为主的年代。周老师回家，也是来来回回的乘绿皮火车。
周老师来来回回地乘绿皮火车，我家门前那条小道，是他的必经之路。
有个在学生中流传的顺口溜唱道：
“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师到我家。”
为什么“怕老师到我家”？怕的原因各有不同！
有的学生是因为考试考砸了，怕老师家访；有的学生是因为逃课，怕老师向家长告状；有的学生是因为欺负同学，怕老师要求家长加强管教……这些，都不是我怕老师的原因。
我怕老师，完全是因为天生胆小，就好比“官大一级压死人”，下级害怕上级那样。
常听人说“胆大得官做”，班里的石剑就属于这“胆大”的人，他不仅敢上台大胆发言大胆唱歌，在交际上，他更时落落大方，喜欢跟老师和领导处在一起。
有一次，我发现石剑拎了自家老母鸡生的蛋送给周老师。
有的同学说石剑是“马屁精”，我认为这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他不仅敢跟老师和领导处在一起，甚至敢想送礼就送礼！
我参加工作后，我的妻子也想我跟领导走得近些，认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年年底她都会准备些礼品，然后拉上我给这个领导那个领导拜年的，可我天生胆小，总感到这样做非常非常的别扭！
很多人都说怕过年，我不知人家怕过年是什么原因，我怕过年其实怕的就是被妻子拉着去领导家。
我很害怕，我跟在妻子后头给领导送礼，结果被领导拒之门外，那会有多尴尬啊？！人生短短几多秋，有必要把自己活成这么尴尬这么难受吗？！
其实，“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任何人都是希望有人给自己送礼的，当老师当领导的当然也不例外。
我的班主任收到石剑送给他的土鸡蛋，越发地喜欢和赏识石剑了！
周老师皮肤很白，眼珠是金黄色的，眉间的“川”字纹很深，手背上的毛也黑黑的，平时一副很严肃的样子，总让我望之生畏。
周老师是教数学课的，但他热衷于写议论文，发表在我班教室后墙和外墙上办有黑板报和墙报上，还把黑板报和墙报办到了小镇的大街上发表他的作品，这在学校所有年级是绝无仅有的。
他发现班里的陈采同学喜欢画画，就在安排出一半的宣传版面，让他在黑板上或纸张上尽情挥笔进行画画练习。
画画是很化钱的一种爱好，陈采是个农民的儿子，哪来那么多钱买种种画笔买各色颜料买纸张？周老师安排他出墙报，他就什么都有了，要啥画笔就有啥画笔，要什么颜料就有什么颜料，要多少纸就有多少纸张。
陈采在周老师班里读了四年中学，几乎就这样练画画练了整整四年，中学毕业后又继续为小镇画宣传画，一面朝向来路的墙就有一幅他画的画，画得多了，量变到质变，陈采就在全县出名了。
可以说，陈采同学后来之所以能进县文化馆从事美术工作，跟周老师对他的特别培养不无关系！
周老师发现石剑同学胆大口才好脑子活，就让他当了我们班四年的班长，在校内外为他寻找种种演讲机会，锻炼和提高他的演讲能力。
石剑去了公社召集的会议上发言，公社干部就都认识他；他去了区、县召集的会议上发言，区、县的领导干部就认识他了。
可以说，石剑同学后来之所以能当上县长，跟周老师对他的特别培养不无关系！
周老师虽然是教数学的，但他有这种能力，可现学现教，并且他懂了的东西，也必定能让你听了他的讲解后也懂进去。
有一堂“电学”课，物理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堂课，几乎等于白讲了，因为她布置的作业，班里没一个同学能做出来。
周老师对于我们的苦恼，觉得不可理解：“哪有这么难懂的课程？谁把书借我看一下。”
就有同学把书递给了周老师，他把那二堂课的内容看了一遍后，就到黑板上给我们讲解起来。
我们听了周老师的讲解后，就都会做物理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作业了。真有些不可思议！
周老师还常常在课外教我们唱歌，有一首《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让我记忆特别深刻：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为工农兵而创作
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那是个夜晚，我们在教室围成一圈，中间亮着一盏马灯，周老师教一句，我们跟唱一句。然后他让我们连起来唱一遍。
我借着人多，胆子也大了，亮开嗓门尽情地唱起来。
大家唱完周老师刚教会的歌后，周老师特别地表扬了我，说数我唱得最好。让我体验到了“飘飘然”的感觉。
周老师还是我们的导演，让我们排练了一场《智取威虎山》中的“上山打老虎”片断，石剑饰演少剑波，马春江饰演杨子荣，我饰演了一个没名字的配角。
进入七十年代初，我们小镇那赤山口水库大坝上，出现了一条醒目的红色标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我们后溪前山中学也迅速掀起了一股“深挖洞”的热潮，学生们与铁锹铁镐畚箕泥筐成了好伙伴。
我们中学四面环山，有的班级选择了大操场边上的那座山，我们班选择了正对教室门的那座山，各班在各选择的那座山脚选了位置，开始天天日以继夜地挑个马灯挖防空洞。
“挖防空洞”的任务显得相当艰巨，需要学生付出很大的体力。每天课后，学生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做作业，而是拿起铁锹铁镐畚箕泥筐，立刻投入到挖防空洞的艰巨劳动中去。
下课了，一打开教室门，正对门的那山就仿佛在向我们招手，同学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抢先挖起洞来，分两头分别掘进，不断地抡起铁镐凿向粘度很大的黄泥，蚂蚁啃骨头似地一点一点往前啃，然后把啃下的黄土块装进泥筐，一筐一筐运往洞外倒掉。
挖粘度很大的黄泥就很累人了，但不时会出现一块大石头，那困难就难上加难了。我们只能用凿子或钎，一锤一锤地砸，火星四溅震得手都阵阵发麻。
但无论往前掘进中有多大的困难，学生们个个斗志坚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高中快毕业时，防空洞终于打通了！那天恰好是我们班主任结婚，他妻子看着我们对他说：“你的学生那么辛苦，快把花生端出来，犒劳犒劳他们！”
警报长鸣，居安思危，每年九月当那阵阵防空警报响起时，那些挖防空洞的日子就会很自然地在我脑海重又呈现。
大约在77年高考恢复后，后溪中学那些出自名牌师范大学的老师相继调进了城里中学任教。
当过我四年班主任的周老师，后来担任了巿教育局领导。
那年春节前，我坐进公司经理的小车跟他去省城出差，在回来的半路上下车吃饭，竟然与周老师邂逅于马路边的饭店里。
路上还碰上巿公安局的领导站在马路边，他乘坐的小轿车出了事故，小车司机被救护车拉去医院抢救了。他则在等局里派车来接他回局里。
后来，我听得我大专时的一个同学说：
“每年一到年底，巿长就安排我们各个局级单位去省城跑新一年的经费。巿长说：‘我们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去跑经费，有得赚就行。若是你化去50万，跑来100万，那我们不就赚到50万了！’”
我那当局领导的同学叹道：“到省里争取经费，《楼上楼下》的活动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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