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巨化叫总厂的时候，生产任务都是上面一级一级下达的，下面分厂只管生产不管效益，大家凭铁饭碗吃饭。
计划经济年代，人家都说巨化的架子大，把项目送上门去，竟然吃了闭门羹：
“我们只对内，不对外的！”
现在都说“用户是上帝”，但计划经济年代，“上帝”只能悻悻离去，未免让人郁闷：送上门的生意，就是送上的肥肉啊，这也不接？
一成立集团公司后，生产任务就断粮了，谁生产谁自行找米下锅，下面各二级单位就分成了好单位和差单位了。好单位的产品，供不应求；差单位则没有产品，求得订单才有生意。
好单位奖金发起来一叠一叠的，差单位连发工资都困难了。有个二级单位劳服公司，突然一个月，职工的工资少了。就有职工责问大经理：
“你凭什么扣职工工资？”
大经理回答：“单位亏损，做不到满额发放工资，你叫我到哪去弄钱？”
我所在公司单位在合并前发不出工资，经理没扣职工工资，而是将办公楼抵押给了银行，然后贷款给我们职工足额发放了工资。公司成立了温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对公司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
因为发工资都难了，差单位就老跑集团去叫苦要钱，会哭的小孩有奶吃哦。这个差单位刚拿了钱走了，那个差单位又找上门来了。
集团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对付一个一个的亏损单位，就把几个亏损单位合并成一个××有限公司。
我从忝老板那逃回巨化上班时，我原来的那个公司不复存在了，合并进了一个新的有限公司，我不再是容器厂的副厂长了，去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科室。
这年已是我离开荞麦坞的第十八个年头，我是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程师，下面工人说“工程师一毛钱十一个，一分不值”，在同事中呢，我因学历只是个大专，也就被那些本科生所深深看不起了。
其实，我们办公室已经人满为患，人浮其事了，但又有个大学生来报到了。他一看到我，就表现出一种不一般的热情，紧紧握着我的手，叫我“老师”。
我看他，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怎么也想不起是在哪见到过他。他为什么要管我叫“老师”呢？我没当过老师啊！
新来的大学生见我犯晕，就象上课老师提问启发学生那样的启发我：
“你是不是在十八年前，在荞麦坞当过知青？”
“对呀！我上山下乡去的就是荞麦坞。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当知青那会，是不是在荞麦坞小学代过课？”
“是的，当时那女教师产假，大队是叫我去代过她的课！”
“有一年双抢，你是不是搭伙在一个农家用餐？”
“是的，那农家对我可好了，总煮鸡蛋给我增加营养，补充体力，怕我吃不消双抢的艰辛。”
“那农家是不是正好有个你代课时教过的学生？你还常常帮助他学习，教他这教他那的？”
“是啊，那孩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我非常看好他，并预料他将来一定能考上名牌大学，有个大好前程！”
“现在，你总算知道了？我就是荞麦坞那农家孩子啊！”
原来如此，我很感动：“你真是好记性！还能记得我！可我现在不是你的老师了，是同事，你不用客气，直接叫我名字好了！”
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怎么就不能叫你老师了？”
他的到来，更有他叫我“老师”，一改以往我长期被人小瞧的局面，我深深觉得自己虽然不才，但还是有人尊重我的。
在后来日子里，我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将近二十年的实践经验教给他，把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以及如何防范告诉他，可以让他少走弯路，更好地将自己在大学里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工作实践相结合，使自己的技术水平更快地得到质的飞跃。
再后来，我告诉他，你现在所在的厂“厂房简陋，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与深圳同行业相比，起码要落后数十年！你只有从这里跳出去，才能找到更好提升自己人生价值的发展平台！
他与我同事大约还不到一年，就去了深圳。我虽然很羡慕他去了深圳，可我从没想过离开巨化，离开这人浮于事的单位。
这新成立的有限公司，大大小小的领导起码也有百来个。上有一个周董事长，占着一座楼，带一帮所谓的上层管理人员，不用管承接项目不用管供料备料不用管生产制作，只要耍耍权守住人民币就可以了。
人们私下里议论周董是占山为王。这话听着难听，但也不能不说还真是这么回事。
我们这个新成立的有限公司，由原来的数个亏损厂合并而成。但亏损归亏损，每个厂都是从无到有，象徐国章建设那被怀疑为“贪污受贿”的项目一样，靠流汗流血，甚至靠生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点一点积累而成今天这规模的。周董丝毫未参与这艰苦奋斗的过程，但一来就成了它的真正主人。
周董的理念非常骇人，他说唯有他坐镇的那座楼是有价值的，其余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数以千计的工人更是沉重的历史包袱。他只要守住企业招牌和资质就可以了，然后让那些七七八八的包工队来挂他的招牌和资质进行营运，他只要稳坐钓鱼台坐收渔利就好，没有负担唯有滚滚的财源。
周董的用人之道，更是耐人寻味：原来象徐国章那样的骨干分子有功之臣进入了他的黑名单，一个接一个受到打击；对那些从大学出来就一直没有好好工作过的“嘴皮分子”则委以重任，象个“酒坛”似的摆在那压阵。
我所在的科室本是机械厂的一个科室，机械厂也像我原公司一样亏损，也合并进了这新的有限公司。
机械厂，曾是个令人垂涎三尺的厂。凡能进该厂的人只有两种，一是有权势有门路有背景的人；二是名牌大学生。
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过去，它非但没“扩大再生产”，反而在萎缩在萧条，连我这个杂牌大学生也要归机械厂了。
总厂也一如我们机械厂，发展的步伐远远落后于时代了，虽然由“总厂”而“集团”，虽然有股份公司上市圈钱交易，但亏损面有增无减，这个分厂刚来诉过苦，那个分厂又接踵而来了。
总厂不胜其烦，就把仪表厂、铝厂、建设公司、机械厂合并为工程有限公司，这样，四烦就缩减为一烦了。
这一重大举措引发了人事的大变动，我从建设公司调到了机械厂。
技术科只有几个人的工作量，却集聚着三十来号工程师，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先后有二十来人跳槽走了，还剩下十多号人。
每天上了班，葛谟、肖孺、尉鞑呐这三个领导级人物就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他们是名校派加铁哥们。不久葛谟、肖孺调到公司上层去了，由尉鞑呐任科长和责任人。
葛谟是个单位要不了他的人，总是从私利出发开展他的技术工作，若是单位满足了的私欲，他就在工作上给单位开绿灯；若是他的私得不到满足，他就在技术上处处给单位设绊。他的老婆本是乡村小学教员，是他向单位施压后，单位才设法将他的老婆从乡村调到了城里。单位里的人私底下说他是单位里养不熟的一条狗。
我想，从私利出发开展技术工作的葛谟带出来的肖孺、尉鞑呐，会不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阿首是个实干派，担任着组长，科里来了图纸，总由他组织人员忙着，忙完技术文件编制后交尉鞑呐签名画押后，就可交付铆焊车间实施产品制作过程了。
阿首是个急性子，总唯恐技术文件编制不及时而拖延了生产周期，所以工作起来总是跑步前进，楼道上老听到他跑来跑去的“咚咚”声。
与阿首恰成相反，尉鞑呐是个完全“不把工作当工作”的人，他有两句名言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一是“我是干大事的”，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干的那些小事别老来烦我，可是没他的签字，工艺文件不生效啊；二是“我是拖拉机”，言下之意就是我就愿意把工作拖着不办不签字，你能拿我怎么的？！
科里的工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产品制作承揽合同签立后，由生产调度将图纸交到尉鞑呐手里，再由尉鞑呐交到阿首手里组织技术文件编制，技术文件编制完成后上呈尉鞑呐签字画押生效，然后返回给生产调度下发落实生产制作。
生产调度毛以旺也是个急性子，本来么，技术文件编制完成后就会送达他手里的，可他等不及，总是喜欢跑到尉鞑呐办公室催问：“好了没？”
毛以旺跑尉鞑呐办公室跑多了，就惹得尉鞑呐非常的气恼，毛以旺越催他，他越拖着跟毛以旺较劲，看他能拿自己怎么着！
设备制作承揽工期，一般是三个月，但有时甲方因急用原因，会要求大大缩短工期，要求赶工。这台设备，用户要求在一星期内完成制作。
毛以旺害怕尉鞑呐耽误了，直接找到阿首，要他帮帮忙，突击一下。
阿首为难地说，这越级了，不符合工作程序，再说没尉鞑呐的签字画押，突击了也白忙！
毛以旺叫不动阿首，只好按工作程序把图纸交给了尉鞑呐，非常严肃的交待道：“这可是特急件，千万耽搁不得！你必须马上安排下去编工艺，今天下班之前，我来取技术文件！不然，耽误了工期，合同的违约责任谁也担当不起！”
尉鞑呐一听毛以旺用命令式的口气跟他说话，一下就跳了起来：“狗屁！你算什么玩艺？！我就不安排，你能拿我怎样？！”
毛以旺也寸步不让：“你大小是个领导，别把工作当玩笑！你不安排？哼，你试试看！你不安排下去，我就去告你！”
“你现在就去告！我还怕你告我？什么玩艺？！还威胁我，哼！”
毛以旺再不跟他废话，气呼呼地走了。
半天过去了，毛以旺看见那特急件图纸还在尉鞑呐的办公桌上躺着；一天过去了，毛以旺看见那特急件图纸还在尉鞑呐的办公桌上躺着；二天过去了，毛以旺看见那特急件图纸还在尉鞑呐的办公桌上躺着……
毛以旺再也受不了了，很想冲进尉鞑呐的办公室，狠狠地揍他一顿！但他没这样做，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嘭”地摔上了门，然后就有“凭啷乓啷”的阵阵爆炸声传遍了整幢办公楼。
毛以旺砸完了热水瓶、茶杯等办公室里所有能砸出声音来的东西后，直奔董事长办公室，把尉鞑呐狠狠地告了一状！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自他把尉鞑呐告了以后不久，尉鞑呐竟然被提拔了，从技术科科长的位置升到了技术质量监督部部长！
后来同董事长因经济犯罪被逮捕了判刑了，尉鞑呐又部长升为了副总经理。
尉鞑呐果然象他早说过的那样，是个干大事当大官的人！
问题在于：他是凭什么青云直上的呢？周董被捕前重用他，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这一定是毛以旺胸中解不开的郁结，也成了困扰我一生的一个谜。
在我们厂似乎普通存在那么种怪现象：实干苦干的结果是被怨被骂，负着实际上的责任，常常被扣奖金，甚至工资；游手好闲做“酒坛”的结果是养尊处优，负着名义上的实际根本不存在的“重大责任”，拿着几倍于职工的工资，还有高额的各种补贴。
在周董事长的一手遮天之下，我们这些“沉重的历史包袱”真真切切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人心思富，其实我们这些在周董眼里“沉重的历史包袱”也就想想而已，只要有个工作上着班有工资拿就很满足了；真正做着发财梦的是周董他们。
周董手下的忝副顺利实现了他的发财梦，当我们从沿海那座城市逃离忝副后，他在那座大城市注册成立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的资产，有了一个叫小娟的贴身小秘，小娟还为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忝副是从一个项目下手，然后成为一个发财的忝老板的。周董则想从一个公司下手，实现他的发财梦。
然而，周董并没有忝副那样幸运。他说：
“我们这公司，就好比是一辆装满砖头的平板车在爬陡坡，我要做的事呢，就是不断为不堪负重的平板车减负，将车上的一块块旧砖拿出来扔出去！”
就在平板车上的旧砖头被周董扔得差不多的时候，因涉嫌贪污、受贿犯罪，被市检察院提起公诉了，在他面临法庭审判时，他竟然说出了让人笑掉牙的话：
“我还没养过二奶呢！”
我猜，他这话里含义是：忝副都发大财了，还养着二奶，他怎么没事？我都还没发大财，更没养着二奶，怎么就审判我了？！
我所在的县本来经济很落后，在全省排倒数第一，自从来了个新市长后，经济也开始腾飞了，听说经济要发展就像车子跑得快一样需要润滑剂，我不懂“润滑剂”是什么东东？
我生活的城市曾经很“性福”，2000年前后据当地晚报报道，仅次北京上海之后，本市跃居淘宝网安全套第三热卖城市。假如，我们的城市象北京上海那样很大，这件事就不奇怪了。问题在于我们的市只有屁点大，不及上海或北京的百分之一，这一比较就不得不令人啧舌叹奇了。也不知道这报道是否实属？
我们县在升为市之前，经济很落后，排全省倒数第一。那时打击卖淫嫖娼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抓到一个妓女罚款一万元，然后逼妓女交待嫖客，交出一个嫖客减一千元，只要交十个就不罚了，超额了还可得奖。接下去就对嫖客下手，抓一个罚五千元。交完款就可滚蛋了，最好你出去了，马上又去嫖，那么就又可罚你没商量了！钱这玩艺，谁不变着法儿弄啊！
有一个退休工人交不出，就一个电话打到他家，叫他的老太婆带上五千把老头儿领回去。老太婆是个很要面子的人，更心疼钱，不肯去领老头。又打电话给他的子女。等子女拿了钱把父亲领回家时，老太婆已吊死在家 。在强有力的打击下，穷县“卖淫嫖娼”几近从根本上得到了根治。
我县升为市后，色情业又一下火了起来。色情一条街东横西直的，引来了数不胜数的妙龄美女。就有好事者去了省里告新市长的状。
新市长得知，就召集了一次公务员大会。在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市过去穷，没人肯来投资，就因为缺了发展经济的润滑剂。当然，那种地方，你们可千万不可去。谁去就开除谁！
众公务员不服，继续上告。结果，新市长就又升了官，官儿越当越大。市民们不得不承认，自新市长来到本市，的确在经济建设上搞活了！
他当新市长那时起，不光有了润滑剂，而且有了经济开发区，不断有投资者涌入，新兴企业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新市区开发更是如火如荼，房地产如日中天，成了穷县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GDP直线上升，公务员们劳苦功高，月薪一下实现了翻番。穷县的确发达起来了，难道真与润滑剂有关？
小巽那神农洗足庄就是在这个时候红火起来的，庄内庄外的装潢都可叫作一个金碧辉煌，也不知她从哪弄来了那么多的妙龄少女，专为从她那大酒店吃饱喝足了的食客实行一条龙服务的。
虽说新市长说过不许他的人进去消费，可这种地方除了白吃白玩，谁舍得自个捣腰包啊？他们吃了玩了，还理由十足：并不是我要进那种地方，是因为工作，是因为谋发展。小巽赚得都是谁的钱，不言而喻，老百姓心里清楚着呢。
然而相形之下，我所在的国企反而见得有些停滞不前似的。我所在的有限公司，就是由好几个亏损单位合并而成的。新任的周董事长将它们整合后，发现是铁板一块，运作维难维艰，颇有势单力薄之感。他一天到晚想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发展壮大自身的势力，把自己的公司变成齿轮，然后找到一种润滑剂，让它们形成一个整体运转起来。
自新董事长提了一大批自己的人以后，我所在的有限公司还真的润滑了，象齿轮样转起来了。他要么不开会，一开会就说他提起来的新干部都是不可替代的人，而象我这样的劳动者都是企业的沉重包袱。真正是“吃力不赚钱，赚钱不吃力”！我们的企业在他的操控下，转着转着转富了当官的，而工人们则一个个相继下岗，靠着微薄的善款式的工资勉强维持着生活。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们最初的化工厂叫作集团了，划出的优质资产成立了股份公司，从此也在股市的大盘上红红绿绿了。所有员工都持有了职工股，成了《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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