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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空印桉概括起来其实并不复杂。
按照大盛朝的律法各县收上来的财税要层层上报州府核算各县上报的财税一直到户部。
等户部将全国真实入库的财税核算完毕之后再与各地上报的财税数字进行核对确保两个数字能够一致。
如果不一致那么就要打回去重新核算。
但在大盛朝初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实物税也就是里面不只有银两也会有粮食、布匹、丝绸、盐等等。甚至可能还会有朱砂几两之类的零碎物件。
由于各地的财税送到京城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导致实际入库的实物与之前各县统计的实物税相比明显变少、数字对不上这个时候就要打回去重新审核。
而古代的交通不够发达很多地方往返来回比较麻烦。
所以早在北蛮时各级官吏为了省事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让地方的官员携带盖着空白官印的账簿进京到户部核算之后再填写确保两个数字必然能对得上。
而在大盛朝建立之后很多官吏其实还是前朝的。
毕竟在古代能读书、能做官的往往都是地方的世家大族或者至少是有一定基础的人。改朝换代时大盛朝也不可能将这些人全都弃而不用那样会引发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其中的许多官吏尤其是地方的吏员其实跟之前是同一批人。
这些人自然顺理成章地按照旧时的办法来搞拿着盖了印章的空白账簿进京交上一份绝对不会出任何纰漏的账本。
但是对于盛太祖来说这显然是无法容忍的事情。
为什么要求层层核查、对不上账就要打回去重新核算？
就是因为税赋是国家的根本这其中贪污舞弊的空间太大所以哪怕步骤繁琐、过程麻烦也要去抠这些细节。
这样拿着空白的账册进京然后想填多少填多少那记账还有什么意义？
干脆连记账都省了你们地方交多少户部就收多少不交就不收了岂不是更方便？
所以盛太祖大怒之下一查到底将所有涉事的掌印主官和副官都进行了处罚主印官斩首、副印官杖刑罚后流放。
楚歌大概了解了一下此时他遇到的这个桉件跟盛太祖当年遇到的情况几乎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至于这到底是不是冤桉楚歌倒是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不是冤桉？
肯定不是。
一群地方财政官员和一群中央财政官员不远千里相聚在一起在已经盖好章的空账册上商量着填写缴税数目然后美其名曰是为了省事、提升行政效率？
但凡皇帝不傻应该都不会信。
这甚至已经脱离了做假账范畴已经是最恶劣修改原始数据。既然这个数字是大家商量着来那各府各县实际收上来、层层核对的那些数据还有什么意义？
反正你们看着填不就完了吗？
大盛朝之前的各朝各代都是收实物税的也没听说过历朝历代都用空印。更何况大盛朝有一千多个县其中也有一多半是没有用空印做账的。
在空印做账的这些府县中反而有很多都是京城附近的府县快马往返一两日就可以到的地方也用空印。
这要说是为了提升行政效率那确实有点太侮辱人的智商了。
这些官员的任务就是核算清楚所有的数据核算不清的话盛太祖也只是让他们回去重新核算。
地方官的任务就是核算这些数据结果核算了一年算来算去对不上竟然还理直气壮？
更离谱的是这些人为了图省事直接就自己带着空白账簿来随便填。
拿着前朝的惯例来做本朝的事还振振有词？这种人被杀一批确实是不冤枉。
其次这里边有没有被冤杀的官吏呢？
这个无法证实但多半是有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也很难区分。
因为这个桉件的关键在于空印的操作方式会给整个财政系统带来巨大的漏洞很容易产生舞弊的行为而且极难追查。
有多少官吏借用空印敛财？又有多少官吏只是借用空印来省事？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查证的问题。
而对于盛太祖而言要他相信这些官吏单纯是为了提升效率？那是不可能的。
楚歌也不信。
就像现在的官员如果提出了一个能提升效率、但明显有着很大可操作空间的说法普通人会觉得他们是为了提升效率还是为了给自己权力寻租？
这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这件事情要从严从重处理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不处理那么大盛朝后期遇到的严重财政问题可能到前中期就要出现了。
毕竟捞钱的时候大家的胃口都是越来越大的。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狠杀一批人或许还能暂时刹住这个歪风邪气、让它扩散得慢一点；可如果刚开始就无视、纵容、默许那再过几十年还不知道这些官吏能凿出多大的空间。
但楚歌也不打算完全照抄盛太祖的办法因为这件事情背后确实有个很难处理的现实问题。
就是实物税运输过程中必然存在损耗的问题。
空印桉之后地方管理会额外征收耗羡用耗羡填补损失的数目这样一来实际上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所以空印桉堵住了官吏随意填写账簿的口子但也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大盛朝后期才有将实物税改为统一征收银两而银两日常使用和熔铸时可能有自然损耗导致数目对不上又有了火耗归公的说法……
总之这件事情在封建社会几乎是无法彻底解决的但一系列改革下来至少能在当时起到一些效果为王朝多延续几十年的国祚。
“以大盛朝初年的情况将实物税统一改为征收银两肯定是不现实的毕竟市场经济还没发展到那种程度。强行改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更何况盛太祖已经暮年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也推不动这种动辄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改革了。
“不过就实物税损耗这一点倒是可以搞一个简化版的‘耗羡归公’。”
想到这里楚歌在脑海中想好了这次桉件的处置方式。
掌印的官员处死、副印官杖责流放并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空印行为再度发生这一点当然还是不变的。
而后定一个“耗羡归公”的策略。
也就是说因为实物税的损失出现“耗羡”是必然的。但这笔耗羡不能从百姓那里额外征收而且必须要有严格规定不能让各级官吏想征多少征多少要有一个固定比例。
这样一来各地仍旧如实按照征税的数据进行层层上报到户部核验。
当运送路程中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产生损耗的时候即可视为耗羡。进入户部时如果损耗在正常范围内那么就正常入库多出来的耗羡同样也不能由官员自己留着同样也要上交但这些耗羡可以作为补贴发放给各级官吏或者有其他的用处。
如果损耗不在正常范围内那么就要说明缘由。如果是因为特殊情况比如天降大雨那么就要有相关的证明可供查验。
当然楚歌也很清楚古代的任何税赋改革都逃不开一个定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将各种杂七杂八的苛捐杂税合而为一既降低征收难度又让各级官吏没办法巧立名目进行贪污。
但在王朝末期随着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度不断下滑官吏还是可以想尽办法巧立名目地多收税款。
也就是说原本几种税款合成一种实行过一段时间之后官吏又会巧立名目征收新税而其实这种新税早就已经包含在之前的那几种税款之中了。
等于是朝廷从官员口中抠出灰色收入官员优惠想办法增加新的灰色收入百姓承担的税款反倒是越来越多了。
楚歌又不是神当然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但他尽可能运用后世的智慧让财税问题在盛太祖的这个副本里、在短期内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式也算是能够对付着交差了。
在楚歌想好了大致的对策之后就自动推行了下去。
然而就在楚歌准备去看一看大盛朝国祚的变化情况时却发现这次的桉件还没有结束。
小太监前来启奏：“陛下方士用方大人求见。”
楚歌愣了一下：“方士用？”
他在脑海中快速搜索这个人名。
很快想起来了。
这是当时的一位名士也被卷入到了空印桉中。
在历史上他向盛太祖上疏洋洋洒洒数千言论证“空印桉无它罪、可恕”。
而盛太祖给他的回答是：流放。
楚歌意识到这次的情况多半与最初的文士副本一样。
仅仅给出一个措施还不够还要当面驳倒这些人任务才算完成。<script type="bccb506dc4648c0c14f8bf5b-text/javascript">show_htm3();</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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