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文东九七年开始跑中俄国际长途时，中俄边贸的暴利期已经过去了，经历了九三年下半年开始的四年低迷期，刚刚进入恢复期。
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一群司机到地方卸完货之后，没啥事，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
一群老爷们喝多了，就愿意吹牛逼。
尤其是那些八十年代末就跑这条线的老司机们，更是会以一种前辈的姿态，来给后辈们讲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倒爷的那些高光时刻。
比如绥分河小城不大，但却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燕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尽管它的人口只有几万。
比如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
比如它的出租车多是北京吉普，起步价达到10元，但人们似乎见怪不怪。
比如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任绥分河市副市长的那位，和燕京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再比如牧丹江轴承厂和老毛子做了一笔生意，一吨白糖换一吨钢材，换了整整四百吨，赚了上百万！
再比如一个姓王的倒爷刚到绥分河，第一笔生意是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一下就赚了二十万！
如是种种，真真假假，间或夹杂着一些夸大其词。
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此时的中俄边贸，暴利！
而许文东心里记着的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就是他赚钱的契机！
“东哥，我们现在去哪儿？”柴凤义问。
“先找住的地方，然后去存钱吃饭。”
“好。”
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了家广场附近的旅馆，虽然贵点，但环境较好，还在政府旁边，安全性上有保障。
把东西安置好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到绥分河唯一的一家银行，把身上的五万块钱存进去三万，剩下两万留着进货和吃饭。
走出银行，随便找了一家出租车司机扎堆儿的小饭馆，点了一盘十块钱的青椒肉丝和一盘六块钱的麻婆豆腐。
这个收费，已经堪比燕京和魔都了。
超高的物价也是中俄边贸陷入低迷后，绥分河人口大量流失的一个原因。
吃完饭，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继续逛，也不说干什么。
逛完后还是回到那家小饭馆吃了晚饭，没有喝酒。
吃饱喝足回到旅馆里用热水烫了烫脚，美滋滋地睡了一觉。
柴凤义有点着急，来一天了啥也没干，只进不出哪能行？
“哥，咱们”
许文东翻了个身，把头朝里，存折和剩下的一万多块钱就压在他的枕头底下。
“关灯睡觉，有啥事明天再说。你性子太燥，得改。”
柴凤义无法，只好拉灭灯泡，也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直奔东宁边贸公司。
八十年代的边贸是国家专营的，私人不许触碰。
八十年代末绥分河边贸兴起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都是国营公司，凭啥你家吃糖我家吃糠？
于是，在种种原因之下，由政府做主，其他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拉越大。
根据九零年赵副市长制定的政策，只要缴纳三十万元的注册费，就可以注册一家自己的公司，并挂靠在总公司名下，进行进出口贸易。
许文东没那么厚的资本，跟王岩要三十万，除非王岩脑袋被门框挤了才会给他。
所以许文东只能选择给边贸公司做代理，用手里的五万块启动资金，一点点积累资本。
进屋，说明来意，填表，缴费，走完全部流程之后，许文东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东宁边贸公司代理。
从此刻起，许文东就可以开始他的倒爷之路了！
许文东九七年开始跑中俄国际长途时，中俄边贸的暴利期已经过去了，经历了九三年下半年开始的四年低迷期，刚刚进入恢复期。
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一群司机到地方卸完货之后，没啥事，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
一群老爷们喝多了，就愿意吹牛逼。
尤其是那些八十年代末就跑这条线的老司机们，更是会以一种前辈的姿态，来给后辈们讲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倒爷的那些高光时刻。
比如绥分河小城不大，但却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燕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尽管它的人口只有几万。
比如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
比如它的出租车多是北京吉普，起步价达到10元，但人们似乎见怪不怪。
比如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任绥分河市副市长的那位，和燕京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再比如牧丹江轴承厂和老毛子做了一笔生意，一吨白糖换一吨钢材，换了整整四百吨，赚了上百万！
再比如一个姓王的倒爷刚到绥分河，第一笔生意是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一下就赚了二十万！
如是种种，真真假假，间或夹杂着一些夸大其词。
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此时的中俄边贸，暴利！
而许文东心里记着的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就是他赚钱的契机！
“东哥，我们现在去哪儿？”柴凤义问。
“先找住的地方，然后去存钱吃饭。”
“好。”
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了家广场附近的旅馆，虽然贵点，但环境较好，还在政府旁边，安全性上有保障。
把东西安置好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到绥分河唯一的一家银行，把身上的五万块钱存进去三万，剩下两万留着进货和吃饭。
走出银行，随便找了一家出租车司机扎堆儿的小饭馆，点了一盘十块钱的青椒肉丝和一盘六块钱的麻婆豆腐。
这个收费，已经堪比燕京和魔都了。
超高的物价也是中俄边贸陷入低迷后，绥分河人口大量流失的一个原因。
吃完饭，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继续逛，也不说干什么。
逛完后还是回到那家小饭馆吃了晚饭，没有喝酒。
吃饱喝足回到旅馆里用热水烫了烫脚，美滋滋地睡了一觉。
柴凤义有点着急，来一天了啥也没干，只进不出哪能行？
“哥，咱们”
许文东翻了个身，把头朝里，存折和剩下的一万多块钱就压在他的枕头底下。
“关灯睡觉，有啥事明天再说。你性子太燥，得改。”
柴凤义无法，只好拉灭灯泡，也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直奔东宁边贸公司。
八十年代的边贸是国家专营的，私人不许触碰。
八十年代末绥分河边贸兴起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都是国营公司，凭啥你家吃糖我家吃糠？
于是，在种种原因之下，由政府做主，其他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拉越大。
根据九零年赵副市长制定的政策，只要缴纳三十万元的注册费，就可以注册一家自己的公司，并挂靠在总公司名下，进行进出口贸易。
许文东没那么厚的资本，跟王岩要三十万，除非王岩脑袋被门框挤了才会给他。
所以许文东只能选择给边贸公司做代理，用手里的五万块启动资金，一点点积累资本。
进屋，说明来意，填表，缴费，走完全部流程之后，许文东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东宁边贸公司代理。
从此刻起，许文东就可以开始他的倒爷之路了！
许文东九七年开始跑中俄国际长途时，中俄边贸的暴利期已经过去了，经历了九三年下半年开始的四年低迷期，刚刚进入恢复期。
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一群司机到地方卸完货之后，没啥事，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
一群老爷们喝多了，就愿意吹牛逼。
尤其是那些八十年代末就跑这条线的老司机们，更是会以一种前辈的姿态，来给后辈们讲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倒爷的那些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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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
比如它的出租车多是北京吉普，起步价达到10元，但人们似乎见怪不怪。
比如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任绥分河市副市长的那位，和燕京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再比如牧丹江轴承厂和老毛子做了一笔生意，一吨白糖换一吨钢材，换了整整四百吨，赚了上百万！
再比如一个姓王的倒爷刚到绥分河，第一笔生意是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一下就赚了二十万！
如是种种，真真假假，间或夹杂着一些夸大其词。
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此时的中俄边贸，暴利！
而许文东心里记着的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就是他赚钱的契机！
“东哥，我们现在去哪儿？”柴凤义问。
“先找住的地方，然后去存钱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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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了家广场附近的旅馆，虽然贵点，但环境较好，还在政府旁边，安全性上有保障。
把东西安置好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到绥分河唯一的一家银行，把身上的五万块钱存进去三万，剩下两万留着进货和吃饭。
走出银行，随便找了一家出租车司机扎堆儿的小饭馆，点了一盘十块钱的青椒肉丝和一盘六块钱的麻婆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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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的物价也是中俄边贸陷入低迷后，绥分河人口大量流失的一个原因。
吃完饭，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继续逛，也不说干什么。
逛完后还是回到那家小饭馆吃了晚饭，没有喝酒。
吃饱喝足回到旅馆里用热水烫了烫脚，美滋滋地睡了一觉。
柴凤义有点着急，来一天了啥也没干，只进不出哪能行？
“哥，咱们”
许文东翻了个身，把头朝里，存折和剩下的一万多块钱就压在他的枕头底下。
“关灯睡觉，有啥事明天再说。你性子太燥，得改。”
柴凤义无法，只好拉灭灯泡，也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直奔东宁边贸公司。
八十年代的边贸是国家专营的，私人不许触碰。
八十年代末绥分河边贸兴起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都是国营公司，凭啥你家吃糖我家吃糠？
于是，在种种原因之下，由政府做主，其他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拉越大。
根据九零年赵副市长制定的政策，只要缴纳三十万元的注册费，就可以注册一家自己的公司，并挂靠在总公司名下，进行进出口贸易。
许文东没那么厚的资本，跟王岩要三十万，除非王岩脑袋被门框挤了才会给他。
所以许文东只能选择给边贸公司做代理，用手里的五万块启动资金，一点点积累资本。
进屋，说明来意，填表，缴费，走完全部流程之后，许文东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东宁边贸公司代理。
从此刻起，许文东就可以开始他的倒爷之路了！
许文东九七年开始跑中俄国际长途时，中俄边贸的暴利期已经过去了，经历了九三年下半年开始的四年低迷期，刚刚进入恢复期。
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一群司机到地方卸完货之后，没啥事，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
一群老爷们喝多了，就愿意吹牛逼。
尤其是那些八十年代末就跑这条线的老司机们，更是会以一种前辈的姿态，来给后辈们讲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倒爷的那些高光时刻。
比如绥分河小城不大，但却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燕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尽管它的人口只有几万。
比如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
比如它的出租车多是北京吉普，起步价达到10元，但人们似乎见怪不怪。
比如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任绥分河市副市长的那位，和燕京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再比如牧丹江轴承厂和老毛子做了一笔生意，一吨白糖换一吨钢材，换了整整四百吨，赚了上百万！
再比如一个姓王的倒爷刚到绥分河，第一笔生意是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一下就赚了二十万！
如是种种，真真假假，间或夹杂着一些夸大其词。
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此时的中俄边贸，暴利！
而许文东心里记着的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就是他赚钱的契机！
“东哥，我们现在去哪儿？”柴凤义问。
“先找住的地方，然后去存钱吃饭。”
“好。”
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了家广场附近的旅馆，虽然贵点，但环境较好，还在政府旁边，安全性上有保障。
把东西安置好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到绥分河唯一的一家银行，把身上的五万块钱存进去三万，剩下两万留着进货和吃饭。
走出银行，随便找了一家出租车司机扎堆儿的小饭馆，点了一盘十块钱的青椒肉丝和一盘六块钱的麻婆豆腐。
这个收费，已经堪比燕京和魔都了。
超高的物价也是中俄边贸陷入低迷后，绥分河人口大量流失的一个原因。
吃完饭，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继续逛，也不说干什么。
逛完后还是回到那家小饭馆吃了晚饭，没有喝酒。
吃饱喝足回到旅馆里用热水烫了烫脚，美滋滋地睡了一觉。
柴凤义有点着急，来一天了啥也没干，只进不出哪能行？
“哥，咱们”
许文东翻了个身，把头朝里，存折和剩下的一万多块钱就压在他的枕头底下。
“关灯睡觉，有啥事明天再说。你性子太燥，得改。”
柴凤义无法，只好拉灭灯泡，也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直奔东宁边贸公司。
八十年代的边贸是国家专营的，私人不许触碰。
八十年代末绥分河边贸兴起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都是国营公司，凭啥你家吃糖我家吃糠？
于是，在种种原因之下，由政府做主，其他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拉越大。
根据九零年赵副市长制定的政策，只要缴纳三十万元的注册费，就可以注册一家自己的公司，并挂靠在总公司名下，进行进出口贸易。
许文东没那么厚的资本，跟王岩要三十万，除非王岩脑袋被门框挤了才会给他。
所以许文东只能选择给边贸公司做代理，用手里的五万块启动资金，一点点积累资本。
进屋，说明来意，填表，缴费，走完全部流程之后，许文东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东宁边贸公司代理。
从此刻起，许文东就可以开始他的倒爷之路了！
许文东九七年开始跑中俄国际长途时，中俄边贸的暴利期已经过去了，经历了九三年下半年开始的四年低迷期，刚刚进入恢复期。
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一群司机到地方卸完货之后，没啥事，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
一群老爷们喝多了，就愿意吹牛逼。
尤其是那些八十年代末就跑这条线的老司机们，更是会以一种前辈的姿态，来给后辈们讲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倒爷的那些高光时刻。
比如绥分河小城不大，但却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燕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尽管它的人口只有几万。
比如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
比如它的出租车多是北京吉普，起步价达到10元，但人们似乎见怪不怪。
比如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任绥分河市副市长的那位，和燕京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再比如牧丹江轴承厂和老毛子做了一笔生意，一吨白糖换一吨钢材，换了整整四百吨，赚了上百万！
再比如一个姓王的倒爷刚到绥分河，第一笔生意是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一下就赚了二十万！
如是种种，真真假假，间或夹杂着一些夸大其词。
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此时的中俄边贸，暴利！
而许文东心里记着的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就是他赚钱的契机！
“东哥，我们现在去哪儿？”柴凤义问。
“先找住的地方，然后去存钱吃饭。”
“好。”
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了家广场附近的旅馆，虽然贵点，但环境较好，还在政府旁边，安全性上有保障。
把东西安置好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到绥分河唯一的一家银行，把身上的五万块钱存进去三万，剩下两万留着进货和吃饭。
走出银行，随便找了一家出租车司机扎堆儿的小饭馆，点了一盘十块钱的青椒肉丝和一盘六块钱的麻婆豆腐。
这个收费，已经堪比燕京和魔都了。
超高的物价也是中俄边贸陷入低迷后，绥分河人口大量流失的一个原因。
吃完饭，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继续逛，也不说干什么。
逛完后还是回到那家小饭馆吃了晚饭，没有喝酒。
吃饱喝足回到旅馆里用热水烫了烫脚，美滋滋地睡了一觉。
柴凤义有点着急，来一天了啥也没干，只进不出哪能行？
“哥，咱们”
许文东翻了个身，把头朝里，存折和剩下的一万多块钱就压在他的枕头底下。
“关灯睡觉，有啥事明天再说。你性子太燥，得改。”
柴凤义无法，只好拉灭灯泡，也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直奔东宁边贸公司。
八十年代的边贸是国家专营的，私人不许触碰。
八十年代末绥分河边贸兴起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都是国营公司，凭啥你家吃糖我家吃糠？
于是，在种种原因之下，由政府做主，其他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拉越大。
根据九零年赵副市长制定的政策，只要缴纳三十万元的注册费，就可以注册一家自己的公司，并挂靠在总公司名下，进行进出口贸易。
许文东没那么厚的资本，跟王岩要三十万，除非王岩脑袋被门框挤了才会给他。
所以许文东只能选择给边贸公司做代理，用手里的五万块启动资金，一点点积累资本。
进屋，说明来意，填表，缴费，走完全部流程之后，许文东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东宁边贸公司代理。
从此刻起，许文东就可以开始他的倒爷之路了！
许文东九七年开始跑中俄国际长途时，中俄边贸的暴利期已经过去了，经历了九三年下半年开始的四年低迷期，刚刚进入恢复期。
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一群司机到地方卸完货之后，没啥事，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
一群老爷们喝多了，就愿意吹牛逼。
尤其是那些八十年代末就跑这条线的老司机们，更是会以一种前辈的姿态，来给后辈们讲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倒爷的那些高光时刻。
比如绥分河小城不大，但却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燕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尽管它的人口只有几万。
比如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
比如它的出租车多是北京吉普，起步价达到10元，但人们似乎见怪不怪。
比如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任绥分河市副市长的那位，和燕京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再比如牧丹江轴承厂和老毛子做了一笔生意，一吨白糖换一吨钢材，换了整整四百吨，赚了上百万！
再比如一个姓王的倒爷刚到绥分河，第一笔生意是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一下就赚了二十万！
如是种种，真真假假，间或夹杂着一些夸大其词。
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此时的中俄边贸，暴利！
而许文东心里记着的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就是他赚钱的契机！
“东哥，我们现在去哪儿？”柴凤义问。
“先找住的地方，然后去存钱吃饭。”
“好。”
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了家广场附近的旅馆，虽然贵点，但环境较好，还在政府旁边，安全性上有保障。
把东西安置好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到绥分河唯一的一家银行，把身上的五万块钱存进去三万，剩下两万留着进货和吃饭。
走出银行，随便找了一家出租车司机扎堆儿的小饭馆，点了一盘十块钱的青椒肉丝和一盘六块钱的麻婆豆腐。
这个收费，已经堪比燕京和魔都了。
超高的物价也是中俄边贸陷入低迷后，绥分河人口大量流失的一个原因。
吃完饭，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继续逛，也不说干什么。
逛完后还是回到那家小饭馆吃了晚饭，没有喝酒。
吃饱喝足回到旅馆里用热水烫了烫脚，美滋滋地睡了一觉。
柴凤义有点着急，来一天了啥也没干，只进不出哪能行？
“哥，咱们”
许文东翻了个身，把头朝里，存折和剩下的一万多块钱就压在他的枕头底下。
“关灯睡觉，有啥事明天再说。你性子太燥，得改。”
柴凤义无法，只好拉灭灯泡，也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直奔东宁边贸公司。
八十年代的边贸是国家专营的，私人不许触碰。
八十年代末绥分河边贸兴起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都是国营公司，凭啥你家吃糖我家吃糠？
于是，在种种原因之下，由政府做主，其他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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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刻起，许文东就可以开始他的倒爷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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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一群司机到地方卸完货之后，没啥事，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
一群老爷们喝多了，就愿意吹牛逼。
尤其是那些八十年代末就跑这条线的老司机们，更是会以一种前辈的姿态，来给后辈们讲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倒爷的那些高光时刻。
比如绥分河小城不大，但却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燕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尽管它的人口只有几万。
比如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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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任绥分河市副市长的那位，和燕京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再比如牧丹江轴承厂和老毛子做了一笔生意，一吨白糖换一吨钢材，换了整整四百吨，赚了上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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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种种，真真假假，间或夹杂着一些夸大其词。
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此时的中俄边贸，暴利！
而许文东心里记着的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就是他赚钱的契机！
“东哥，我们现在去哪儿？”柴凤义问。
“先找住的地方，然后去存钱吃饭。”
“好。”
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了家广场附近的旅馆，虽然贵点，但环境较好，还在政府旁边，安全性上有保障。
把东西安置好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到绥分河唯一的一家银行，把身上的五万块钱存进去三万，剩下两万留着进货和吃饭。
走出银行，随便找了一家出租车司机扎堆儿的小饭馆，点了一盘十块钱的青椒肉丝和一盘六块钱的麻婆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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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的物价也是中俄边贸陷入低迷后，绥分河人口大量流失的一个原因。
吃完饭，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继续逛，也不说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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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凤义有点着急，来一天了啥也没干，只进不出哪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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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凤义无法，只好拉灭灯泡，也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直奔东宁边贸公司。
八十年代的边贸是国家专营的，私人不许触碰。
八十年代末绥分河边贸兴起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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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种种原因之下，由政府做主，其他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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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九零年赵副市长制定的政策，只要缴纳三十万元的注册费，就可以注册一家自己的公司，并挂靠在总公司名下，进行进出口贸易。
许文东没那么厚的资本，跟王岩要三十万，除非王岩脑袋被门框挤了才会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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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一群司机到地方卸完货之后，没啥事，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
一群老爷们喝多了，就愿意吹牛逼。
尤其是那些八十年代末就跑这条线的老司机们，更是会以一种前辈的姿态，来给后辈们讲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倒爷的那些高光时刻。
比如绥分河小城不大，但却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燕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尽管它的人口只有几万。
比如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
比如它的出租车多是北京吉普，起步价达到10元，但人们似乎见怪不怪。
比如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任绥分河市副市长的那位，和燕京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再比如牧丹江轴承厂和老毛子做了一笔生意，一吨白糖换一吨钢材，换了整整四百吨，赚了上百万！
再比如一个姓王的倒爷刚到绥分河，第一笔生意是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一下就赚了二十万！
如是种种，真真假假，间或夹杂着一些夸大其词。
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此时的中俄边贸，暴利！
而许文东心里记着的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就是他赚钱的契机！
“东哥，我们现在去哪儿？”柴凤义问。
“先找住的地方，然后去存钱吃饭。”
“好。”
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了家广场附近的旅馆，虽然贵点，但环境较好，还在政府旁边，安全性上有保障。
把东西安置好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到绥分河唯一的一家银行，把身上的五万块钱存进去三万，剩下两万留着进货和吃饭。
走出银行，随便找了一家出租车司机扎堆儿的小饭馆，点了一盘十块钱的青椒肉丝和一盘六块钱的麻婆豆腐。
这个收费，已经堪比燕京和魔都了。
超高的物价也是中俄边贸陷入低迷后，绥分河人口大量流失的一个原因。
吃完饭，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继续逛，也不说干什么。
逛完后还是回到那家小饭馆吃了晚饭，没有喝酒。
吃饱喝足回到旅馆里用热水烫了烫脚，美滋滋地睡了一觉。
柴凤义有点着急，来一天了啥也没干，只进不出哪能行？
“哥，咱们”
许文东翻了个身，把头朝里，存折和剩下的一万多块钱就压在他的枕头底下。
“关灯睡觉，有啥事明天再说。你性子太燥，得改。”
柴凤义无法，只好拉灭灯泡，也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直奔东宁边贸公司。
八十年代的边贸是国家专营的，私人不许触碰。
八十年代末绥分河边贸兴起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都是国营公司，凭啥你家吃糖我家吃糠？
于是，在种种原因之下，由政府做主，其他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拉越大。
根据九零年赵副市长制定的政策，只要缴纳三十万元的注册费，就可以注册一家自己的公司，并挂靠在总公司名下，进行进出口贸易。
许文东没那么厚的资本，跟王岩要三十万，除非王岩脑袋被门框挤了才会给他。
所以许文东只能选择给边贸公司做代理，用手里的五万块启动资金，一点点积累资本。
进屋，说明来意，填表，缴费，走完全部流程之后，许文东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东宁边贸公司代理。
从此刻起，许文东就可以开始他的倒爷之路了！
许文东九七年开始跑中俄国际长途时，中俄边贸的暴利期已经过去了，经历了九三年下半年开始的四年低迷期，刚刚进入恢复期。
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一群司机到地方卸完货之后，没啥事，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
一群老爷们喝多了，就愿意吹牛逼。
尤其是那些八十年代末就跑这条线的老司机们，更是会以一种前辈的姿态，来给后辈们讲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倒爷的那些高光时刻。
比如绥分河小城不大，但却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燕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尽管它的人口只有几万。
比如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
比如它的出租车多是北京吉普，起步价达到10元，但人们似乎见怪不怪。
比如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任绥分河市副市长的那位，和燕京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再比如牧丹江轴承厂和老毛子做了一笔生意，一吨白糖换一吨钢材，换了整整四百吨，赚了上百万！
再比如一个姓王的倒爷刚到绥分河，第一笔生意是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一下就赚了二十万！
如是种种，真真假假，间或夹杂着一些夸大其词。
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此时的中俄边贸，暴利！
而许文东心里记着的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就是他赚钱的契机！
“东哥，我们现在去哪儿？”柴凤义问。
“先找住的地方，然后去存钱吃饭。”
“好。”
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了家广场附近的旅馆，虽然贵点，但环境较好，还在政府旁边，安全性上有保障。
把东西安置好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找到绥分河唯一的一家银行，把身上的五万块钱存进去三万，剩下两万留着进货和吃饭。
走出银行，随便找了一家出租车司机扎堆儿的小饭馆，点了一盘十块钱的青椒肉丝和一盘六块钱的麻婆豆腐。
这个收费，已经堪比燕京和魔都了。
超高的物价也是中俄边贸陷入低迷后，绥分河人口大量流失的一个原因。
吃完饭，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继续逛，也不说干什么。
逛完后还是回到那家小饭馆吃了晚饭，没有喝酒。
吃饱喝足回到旅馆里用热水烫了烫脚，美滋滋地睡了一觉。
柴凤义有点着急，来一天了啥也没干，只进不出哪能行？
“哥，咱们”
许文东翻了个身，把头朝里，存折和剩下的一万多块钱就压在他的枕头底下。
“关灯睡觉，有啥事明天再说。你性子太燥，得改。”
柴凤义无法，只好拉灭灯泡，也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许文东带着柴凤义直奔东宁边贸公司。
八十年代的边贸是国家专营的，私人不许触碰。
八十年代末绥分河边贸兴起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都是国营公司，凭啥你家吃糖我家吃糠？
于是，在种种原因之下，由政府做主，其他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拉越大。
根据九零年赵副市长制定的政策，只要缴纳三十万元的注册费，就可以注册一家自己的公司，并挂靠在总公司名下，进行进出口贸易。
许文东没那么厚的资本，跟王岩要三十万，除非王岩脑袋被门框挤了才会给他。
所以许文东只能选择给边贸公司做代理，用手里的五万块启动资金，一点点积累资本。
进屋，说明来意，填表，缴费，走完全部流程之后，许文东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东宁边贸公司代理。
从此刻起，许文东就可以开始他的倒爷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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