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大. 锅 饭

    广东七星岩上建于明代的庆云寺中有一口特大的铁锅。倘若用这口铁锅煮一锅饭，足可供数百名僧人食用。

    然而，这口大铁锅却并非真正用来煮饭，而是用来向那些朝神拜佛的施主化缘。它安放在佛殿的一角，四周围着铁栏杆。凡进庙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在经过大铁锅旁边时，都要投进几个铜钱，一则是为了孝敬菩萨，以求降福灭灾；二则是为维持寺内僧人生计。

    因此，这口从未煮过饭的大锅是和尚的生活依靠，装的是地地道道的“大锅饭”。

    我是从四十年前吃着大锅饭过来的人，实际上只在国企干了28年，但上山下乡、读大专和提前内退至正式退休的数年都算作我的工龄，所以我的退休工资是按39年工龄算给我的。

    我在内退至正式退休的数年里，每月可领到两份工资，一份是国企发给我的内退工资，比在职时的工资还高；另一份是我去私营企业打工赚的工资。

    记忆里最早的“大锅饭”，是我母亲抱着一只陶瓷钵头，我紧紧跟在后头，去我父亲铁路养路工区食堂领回家来吃的。

    那时，我还没上小学读书呢，刚开始的确有米饭领回家来，但后来领的都是粥，而且越来越稀稠。我就问母亲：

    “妈妈，怎么三顿都喝稀饭啊？”

    母亲听我说出这样的话来，突然慌张起来，猛地捂住了我的嘴，东张张西望望，看看四周没人，才对我说：

    “小孩不能乱说话的，你千万记住了：不能说‘喝稀饭’三字！”

    我是个乖孩子，从此就不再说“喝稀饭”三字了，连早上喝粥也说成是“吃早饭”。

    可是，我的肚子老“咕咕”叫个不停，就跟母亲说：

    “妈，我想吃东西！”

    母亲老听我这样叫着，就心疼我了，把她仅有的一只金戒子卖了5元钱，买了几个馒头从窗口递进来让我吃。结果，还是让房东看到了，到公社举报了我母亲。

    好在，不久再也不用拿个陶瓷钵头去大食堂领饭了，各家各户都升起炊烟来了。我家的那只陶瓷钵头，在我有一次被别家孩子欺负后，回到家发脾气时摔了。

    从此，我的每天三顿饭都是母亲烧给我吃的。有时是捞饭，就是把米煮至半熟时，将米汤与半生米饭分离开来，再将半生米饭装在饭甄里蒸熟，这样烧出的饭带着一股木香；有时是直接用铁锅烧饭，锅底结着厚厚的锅巴，咬起来“嘎嘣”脆，可当零食吃。

    直至1982年，我被分配在国企工作，“大锅饭”一词不断在我的耳边响起。刚开始，我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要把在国企工作说成是吃“大锅饭”呢？慢慢地，我才渐渐对这种说法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上面下达的生产计划越来越少了，十有八九的人都闲着，但让人很不理解的是，不仅没人出去找米下锅，即使偶尔有人把项目送上门来也不接单，只抛给人家冷冷的一句话：

    “我们的生产只对内，不对外的！”

    办公室里也好，生产班组也好，闲着的人总闲着，干活的人总忙着，但工资资金一样拿，累死的不比闲死的多拿一分钱。

    在《春天的故事》唱响在大街小巷后，总厂下属的每个二级单位都成立了劳服公司，那些平时跟领导顶顶撞撞不想干活的人都从班组优胜劣汰了出来，集中到了劳服公司。

    不知为什么，这些本来是各班组踢出的“懒汉”，到了劳服公司后，都抢着干累活重活。等我们知道，劳服公司人每月奖金是我们的10多倍时，这才知道“懒汉”们变勤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劳服站职工每月奖金按百元计时，我们单位其他人还拿着每月只有10多元的奖金。

    公司办公大楼里的人，通常上班后都没什么事可做，工资除了遇上加工资时往上串个一级或半级的，基本上是个不变的定数，只跟工龄相关，奖金相对来说变数大一些，月产值高些奖金也会多一些，所以，大楼里的劳资科较受到大家的关注。

    每月到了快发奖金的日子，常常会有这个那个跟造奖金表的人打听：

    “这个月奖金有多少啊？”

    这天，公司总师室的总工程师，上楼经过劳资科时，就顺便走进去打探这个月的奖金分配情况。

    他走进劳资干事的办公室时，恰逢奖金表造好，就要了一份仔仔细细地看起来。

    当总工程师看到自己的奖金，竟然比造奖金表的劳资干事少1元，即刻心情恶化，对造奖金表的劳资干事大发光火：

    “你凭什么，奖金比我这个总工程师还高？”

    劳资干事见他态度不好，也不客气地怼道：

    “什么总工程师？不就是个名头吗？你一天到晚做什么了？不就是养老吗？！”

    劳资干事这话说得就好比火上浇油，两人越吵越凶，整栋办公楼都震动了。大家都从各自的办公室出来，围在劳资科看热闹。

    这时，总经理出现了，大喊道：

    “你们像话吗？！这是严重的串岗违纪行为，快快都散去，各就各位！”

    众人散去后，总经理语重心长地跟总工程师说：

    “你是个老同志了，怎么跟下边人一般人一样计较呢？奖金的分配又不是那个人能说了算的，这可是经职代会讨论定下来的呀！”

    同时，总经理批评了劳资干事：

    “你的办公室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得好好自我反省一下！”

    总经理平息了这一风波，刚刚回到办公室，下面的一位工程师找来了，情绪有些激动地责问道：

    “这次加工资，我们那的资料员都加到了，为什么我加不到？”

    总经理说：“这次加工资，是由各班组、科室相互间打分来定的，又不是哪个人定出来的呀！”

    这工程师本以为总经理知道自己的情况，会网开一面给自己加工资的，没想到总经理也帮不了自己，也只有悻悻离去了。

    后来，我所在的厂被一个没文化的工人承包去了，没过多久，他就找到了总经理，跟经理说：

    “我手下那些工程师，墨水喝多的东西，跟我竞争厂长位子败给了我，现在在工作上不肯配合我，处处跟我作对，你帮我一个个都调走，再调一批新的工程师到我手下工作。”

    总经理说：“好的。”

    那些跟没文化厂长作对的工程师就一个个就调离了，又调进了一批新的工程师成了我的同事。

    我的一生，几乎就是做着这样的一个工程师走过来的，现在退休在家过上了清闲的日子。

    本以为从此可安安静静地安享晚年了，但我的屋前屋后一天又一天响起《不绝于耳的“咚咚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