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也许就是个缘来缘尽的过程,缘来是因为我去了一个新的地方,认识了一些以前所不认识的人;缘尽则是我告别了昨天,离开了那些曾与我朝夕相处的人。
因单位合并,我从原是建设公司的容器厂调到了曾是机械厂的技术科,所以我跟很多不曾认识的人相遇了,从陌生开始慢慢地熟悉起来。
因吃着大锅饭,多干就会导致出错频多所以不如少干,少干虽然出错频率降低了,但不如不干,不干才能保证不出错啊!
因此,若有人拿到任务后,那图纸就成了他办公桌上的装饰和挡箭牌,意思是:我有工作做着呢!再有任务来,你可别再安排我做了。
若是有人拿到工作就拼命干,就会遭到围攻:全科就你能?想给大家施加压力啊?就凭你这熊样,还想当先进往上爬?
每天上了班后,科员们就三五成群的聚一起谈天说地,或是守在电话机边,只为第一时间掌握股市行情。相互间最最关心的大事就是:今天涨还是跌?你吃进的那只股票表现怎样?大赚了吗?股市行情就写在每个人的脸上,若喜笑颜开的必是大涨了;若是莫名其妙地阴森着脸跟谁都过不去的必是大跌了。
表面上,科里一切都正常,科员们每天正常地上下班,但人人心里都清楚,自己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酷现实,暗地里都在寻求机会另谋出路。
原来有个公司办公室小秘书,谁都瞧不起他。可他看到了公司外面的机会,去了一个地方上一个即将开展股权置换的小厂。后来,这小秘书奇迹般地成了那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说,当时自己若是窝着不动,那么永远只是个普通员工。
方总原是分配在总厂设备处的大学生,但参加工作上班了还整天抱着书,不知道怎样理论联系实际跑现场为一线服务,很不被处长看好,他就考取了研究生继续读书。
研究生毕业了,设备处长再不肯收留他。因机械厂的总技术负责人有研究生学历的要求,他就成了我们厂的总技术负责人。集团成立工程公司后,他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又去了政府部门就职。
原本让每个衢州人向往的厂,就这样被人看轻了,由拼命抢着往里挤到纷纷逃离。当然,也不是谁想逃离就能逃离的,更多的人还得继续在这个地方听天由命地呆下去。
我们办公室有个楼设计师,智商极高,科里没一个人能与他相比。可怪就怪在,他始终不肯找对象成家,却与一个有老公有孩子的女同事搞在一起。
我是个极不善交际的人,但我与楼设计师倒挺讲得来的。有科员暗地里对楼设计师说三道四:
“这人怎么这样?没结婚证就同居,搞不正当关系。”
我一听这话,就怼过去了:“你有结婚证又怎样?有人家那么恩恩爱爱吗?!”
没想到,我这么不经意的一吼,把跟其的同事关系搞僵了。我的人生一路走来,曾有不少好心人告诉我:
“你说话太得罪人了!”
我当然也恨自己说话无遮无拦,曾无数次地暗暗发誓“今天上班绝不说一句话”。但泰山易移本性难改,结果,我在这一天又说了许多不该说的废话。
在科里,除楼设计师跟我较讲得来以外,毛设计师也很愿意跟我来往。我和他虽不同在一个办公室,他在第一阵营我在第二阵营,但彼此会常常串岗。有时,我无聊了就会去找他说说话;若我没过去找他说话,他就会忍不住来找我。
另一个常常找毛设计师的是小丰。我只上班时会会毛设计师,小丰则不仅在上班时找他,晚上也会常常去找他,甚至在怀着孩子时,还常常去找他。她对毛设计师有如此情感,却嫁给了她中学时的一位同学。
还有一位常常找毛设计师的,曾是他同寝室的室友小姜。他是个会计,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科楼上。他来我们科串岗多了,就跟大家都熟了,大家都叫他“小年轻”。
“小年轻”曾在我们科里跟我吵过架,甚至差点打起来,后来他竟然成了我的老板。真是海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啊!
在田间,袁隆平是顶天立地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实践者。他蹲下是农民,站起来是不得了的科学家。
在企业,我感觉很缺袁隆平式的人物。“理论联系实际”一直是企业的一种理想,实际上它们之间始终横有一条深不可逾的鸿沟。
其它专业我不甚清楚,凡工科我是略知一二的。工科大学生们在大学里学得很苦,但一到实习阶段就象鬼子进庄,两眼一抹黑了。他们的大学老师和他们一样,企业是怎么回事根本就心里没数。原来他们在大学里学的专业课是纯理论的,跟工厂实际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为此,他们找工作也显得步履维艰,人家企业要的是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
企业为什么要找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呢?用人经验告诉他们,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到企业根本就是个门外汉,必须在企业摸索五年以上才能真正认识工作胜任工作。
所谓的工程师就是在企业摸索了五年以上的大学生。事实上,五年以后,他们仍然是与生产实际格格不入的“理论家”,是那种“眼高手低”,“君子动嘴不动手”的特殊阶层。
他们只知本本上的标准、规范是怎么要求的,工艺上应该怎么怎么的,假若哪个刁钻的工人说,你讲的我听不懂,你给我做个示范!那他就彻底傻了,因为工程师们都是光会说不会做的人。
那么国外的工程师是不是也这样呢?这在一次进口设备缺陷的处理中,让我对国外的工程师有了些许的认识。
设备缺陷发现后,我方通知了日方。日方派来了一名工程师。我方不免有些疑惑。我们通知你,是来返修的,怎么派个能说不能干的?日方工程师来了后说,他们企业有规定,象这种微缺陷,技师级的工人是没有资格处理的,只有工程师才有这资格。
他带来了一套专用器具,说干就干,一干就是10个小时,期间不吃不喝,一心干活,比外科医生还专注。返修后,经检验,缺陷果真消除了。不得不令人叫绝。
厂里有规定,上班必须穿工作服。夏来发夏装,冬至发冬装。上班族不就上班吗?休息日又能有多少?工作服穿惯了,就有相当部分的人索性休息日也穿着工作服,有的退休工人都七八十岁了还穿着工作服。
所以,每天上班了,我们科里的全体科员总穿着清一色的工作服,象军人统一着装那样很规整。唯有大韦例外,他常常会外出,西装革履的跟随省安全技术监督局组建的审查组,去这个厂那个厂进行认证或是换证工作。
大韦先是审查组的被邀人员,因常常被邀就成审查组的正式人员了,从我们科调到省安全技术监督局工作。
再次与大韦相遇,是五年后,那经常来我们科室串岗的小年轻辞职创办了属于他的容器厂,需要认证的时候。
小年轻辞职许多年后的某日突然出现在了我跟前,他说:
“我的公司也要取个《特种设备制作许可证》,我想聘请你担任我公司的技术总负责人,助我一臂之力。”
我听他这一说,足足傻呆了五分钟以上,不敢相信这会是真将发生的事情。
因为压力容器这东西在高温高压高毒的化学环境下工作,具有爆炸的趋势性危险。为杜绝这因千分之一错误就能导致的恶性事故,借鉴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国家规定必须取得相应资格证书以后,才能正式生产该类设备。
取证工作被视作是与传统生产方式作斗争的一场革命,需要做大量的技术基础工作,需要建立质量保证体系,需要制定具有法规效应的纲领性文件。
我心里想,这小年轻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你以为生产特种设备是啃脆萝卜?
小年轻见我傻着,就追问我:
“考虑得怎么样?跟我干!你窝在国企里能有什么好?”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我哪有那能耐?我还是在老国企活到老混到老算了,不求发财,只求个安坦!”
小年轻来一次没说动我,隔不久又来第二次,一而再再而三地烦我。我想我又不是诸葛亮,如此三番五次地亲自找我真是没有意义透了!
我知道我是个不敢负责任而且没有负责任能力的人,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坚持立场,即使小年轻绑了我去我也要赖倒不干!
虽然,我“不干”的决心大过天,可最后我还是被小年轻成功俘虏了,难怪他能当老板。
我是一个内心相当封闭、喜欢静心独处的一个人,对于小年轻没完没了的“不死心”行为非常的不适应,总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长出了一根割不断的尾巴,说难听点,就好比手上不小心沾到了屎,怎么甩也甩不掉。
小年轻被我一次又一次拒绝后,有好长时间不跟我烦了,这让我的压抑感稍稍得以了缓解,真希望再也不要听到他的声音,更不要看到其人。
就在我以为他再不会来找我的时候,小年轻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向我索取“大学文凭”和“工程师资格证书”的复印件。
我说:“我不是一再告诉你,我胜任不了吗?你要我这玩艺干吗?你对我信仰,我很感激你,可我有自知之明,不能随便答应人家去干自己干不了的事情!”
他说:“我不需要你为我干任何事情,只要挂个名就可以了。我每月往你帐上打伍佰元钱,只要求你在省审查组前来对我公司进行资格认证时,与他们见个面,证实我公司的确有你这样一个人即OK了。”
我想,这天上掉馅饼的事怎么就让我给遇上了?也就没再跟他拗,乖乖把自己“大学文凭”和“工程师资格证书”的复印件交给了小年轻。果真不久我就收到他打到我帐上的伍佰元酬金。
就这样,我的私房钱一下鼓了起来。首先,我将自己抽的烟调高了一个档次,然后,我开始有些想入非非了,想去某个娱乐场所消费一下,比如找个洗足店请小妞帮我鼓捣鼓捣的。咱去不了那高档的庄,找个经济实惠点的店还凑乎?
我想,我用了小年轻的钱,就不能再直呼“小年轻”了,而应该称其什么“总”的,我等着他公司“资格认证”的那一天,准备随时一呼即应。
那天,天才蒙蒙亮,我就被“小年轻”亲自开着小车来接到他公司去了。我们迎检的一帮人就傻乎乎地等啊等的。大约等到快吃午饭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失踪多年的大韦,以及在他带领下的若干个检查官。
这是大韦吗?我都不敢认他了,印象中的细挑个子已严重横向发展,变得又白又胖,腆着个大肚皮方步昂首,在左右随从的相拥下款款走来,我们迎检的一帮人,俯首低耳夹道欢迎。当他走过我身旁时,我明显感觉到他用极其藐视的眼光瞄了我一眼。
我想,我真是个贱人,为了那么一点钱,竟横遭这等侮辱!在这忍辱的日子里,令我印象至深的就是大韦在会上宣读的廉政声明,还有就是久久的等待。
国内取证与国际取证有着很大的不同。国际取证,来的是工作人员,他们注重现场跟踪,亲眼看着你把某台设备制作完毕,然后把这设备运回去,通过化学分析和各项机械性能试验,由结果来决定你公司是否具备生产该特种设备的资格;而国内取证完成由权威说了算,只要你有充分的权力和资格,就握有“制造许可证”的发放权。
看来“小年轻”对行情是非常清楚的,在“制造资格认证”期间,他把工作的重点始终放在对方的心情建设上面,想方设法保证审查团一行人吃好玩好,还有他们离去时送上的那盒礼品。那盒东西,表面上看去是“龙顶茶叶”,但内里藏着的内容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最后的午餐,审查团吩咐“小年轻”:
“大家一起聚聚”。
“小年轻”本来只想招待审查团的,但既然审查团要求带上我等陪审人员,他就不得不大方一回了。
走进大酒店,我有一种乡巴佬步入皇宫的强烈感觉,虽然我知道它一定很豪华,但怎么也料不到会有如此的金碧辉煌!一个个喝得醉薰薰吃得傻兮兮后,大韦提议:
“让大家一块去休息休息。”
于是,我们陪审人员就跟在他们屁股后又去了一个更剌激的地方。我看到门扉上赫然亮着“神农洗足庄”的字样。一走入大厅,大家先往沙发上落了座,这时就有大堂经理过来问“是否需要挑姑娘”?
“小年轻”看了看大韦,大韦不客气地说:
“那是必须的!”
于是,就来了一群十六芳龄的女孩。大韦用他那藐视一切的眼光扫了扫,手一挥,这群女孩就退下了。紧接着就来了第二拨女孩,又见大韦大手一挥,又退下去一群姑娘。如是不知经历了多少个回合,大韦总算相中了一个满意的。
大韦跟了那姑娘进了一个小间。我们则进了一个大通间。
大通间里横着一排按摩床,我们相继躺下后,边看着视屏上的劲爆片子,边任由十五、六的女孩给我们洗脚,又从头到脚地全方位按按捏捏。
我听得女孩跟我说:
“你们这里人的生活…真是啧啧!我们那的人别说请人洗脚,就是自己洗也没那条件。”
我问:“怎么呢?”
她说:“我们连喝水都困难,还洗脚?”
我无语。是啊,人与人不同,生存环境与生存环境也不同啊!天不公就不公在: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事后我想,我凭什么享受这我不该有的享受呢?想来想去,唯一可能准确的答案是大韦想封我们的嘴?你敢出去乱说我什么?你不也这样过了吗!
我这样过了,还真惹下了麻烦。
也许一个人沾了什么,就会犯个什么瘾的。沾毒,毒瘾;沾烟,烟瘾;沾酒,酒瘾;沾赌,赌瘾......我因沾了“洗脚”,所以,就很惦着再来那么一次。可钱从何来?就盼着“小年轻”往我帐上打那伍佰元了。
可突然有一天,我老婆查我的帐了。她严肃地问我:那几天,你被一个老板用小车带走,给了你多少钱啊?
听得老婆这一问,我的心立马“咯噔”一声,知道事情坏了,那每月伍佰元不再属于我了。我赶紧老实交待道:
“每天二百五,总共五百。”
老婆手一伸说:
“拿来!不许你乱化钱,说不定就用到哪个女的头上去呢?!”
我说:“慌啥?人家老板还没给呢!给了,我就马上上交。”
终于等到了老板该往我帐上打钱的那一天了,我拿了存折急急去银行取钱。银行柜员将我存折往那条槽里那么一划,然后告诉我:
“你卡里没钱!”
这下我急了,忙给小年轻打了个电话,问他把钱打过来没有?
小年轻冷冷地说:“我公司取证工作已结束,不需要挂名了。”
嘎,电话就断了。
这时,我觉得天都黑了,心想:小年轻啊小年轻,你这不是断我路吗?我欠我老婆的五百元,你让我去哪弄啊!
这《小年轻》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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