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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地处上游,南北冲要,武昌、巴陵皆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正是春花烂漫的时节,长江岸边一处风景秀美的桃花园内,裕大昌布行东主黄伯超正与老友张绍宗对坐闲饮。
“信睦贤弟,你这是自吹自擂啊,裕大昌商院举办十年,人材奋兴,成效卓著。信睦嘴上不言,但心中想必极是得意吧。”张绍宗抬眼看了下正慷慨激昂的黄伯超,打趣地说道。
他与黄伯超基本已是通家之好,两人志趣也很相投,可谓至交,因此说话也很随意。他们刚才提到的裕大昌商院创办于九年前,由黄伯超一力举办,打的便是为社会培养商学人才,扭转在与东国贸易中长期处于劣势的窘境。
在九年前那个混沌的岁月,创办商学院当真是破天荒之举,黄伯超为此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学院牌匾被人砸烂,大门被人泼粪,本人被人指着鼻子骂都是小事了,最让他感到伤心的,还是学院内时不时有学生顶不住压力退学。
好在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九年时间一晃而过,如今的环境又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岳阳左近的守旧分子兴许是累了,兴许是知道扳不倒黄伯超,最后还是放弃了对裕大昌商院的攻讦,更多地采取一种不闻不问乃至不合作的态度,这让黄伯超及裕大昌商院的处境稍稍有些改善。
在这九年间,裕大昌商院足足培养了一百多名合格的商业人才。这些人毕业后,大部分都进入到了裕大昌布行和裕大昌纱厂(黄伯超与张绍宗合股兴办)工作,小部分去了其他商行,甚至某位有些背景同时也有功名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进了大顺户部,一时极为轰动。
根据活跃在岳阳府的东岸情报官员私下里调查,裕大昌商院历届毕业生的水平还算可以。他们可能在知识面上不如烟台学院商业方面的毕业生,但颇具中国传统智慧,深谙在中国大陆上做生意的秘诀,竞争力还是很强的。黄伯超用了他们后,这几年间慢慢就把生意扩张到了其他许多城市,如沙头市、武昌、九江、长沙、衡阳、重庆等地,且都是自己派人去当地设点,开拓市场,完全没有人才不敷使用的感觉,让很多人刮目相看。
要知道,传统的商业家族一般都是自己培养商业人才,如挑子侄辈中聪明伶俐的,如着重培养有潜力的职员(商铺伙计)等等,采用的是以老带新、师徒相授的模式,周期往往非常漫长,且老师喜欢藏着掖着,人才的成长速度较为缓慢,且数量也很有限。但学校公开授课就不一样了,从培养人才的速度、数量而言,是前者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效率上升得何止一点,完全是颠覆式的。
而在看到裕大昌商院这种高效率的人才培养模式后,其他商人也开始了效仿,他们有的成功了,获得了大量急需的人才,有的则在保守势力的反扑之下失败了。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至少这股风气是被有效带动起来了,社会表里两层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现在不仅仅是商人,就连大顺朝廷的上层人士,都深感人才的匮乏,大办教育的冲动愈发强烈。以长沙枪炮局为例,因为战事频繁的缘故,李顺朝廷一直想扩产。可在一个封建朝廷,工厂扩产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制造枪炮的设备就不谈你了,单就人才的不足就很要命。能设计、操作和维修机器的人,不是普通人,你不可能随便从地里抓一个农民过来就行。在机械化生产越来越流行的当今,文盲工匠已经不再吃香了,取而代之的是通文墨、会算术、懂机械原理的工人,技能要求是越来越高,培养的难度是越来越大,这对一个社会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很多人曾经幻想,我中国地大物博,能工巧匠众多,只要你提出一个设想,我很快就能给你造出来。或许吧,但这种人有几个呢?他会了,其他人也会吗?会自己设计,产品更新迭代吗?再者,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与传统手工生产是质的区别,操作机床、维修机器、设计生产线乃至经营管理,所需要的人才是海量的,远不是你一个两个能工巧匠就能维持的。传统的师徒制培养人才的方法已然不适合这种生产模式,你必须改革教育模式,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能够大规模快速培养人才的模式。很显然,学校教育是最合适的了!
长沙枪炮局就模仿东岸开设了局办的机械学院,很是培养了不少人才。但现在又遇到瓶颈了,那就是合格的生源数量严重不足,再说白点,就是会读写字、会算术,懂一点基础的科学知识或机械原理的人严重不足。思来想去,这根还是出在基础教育的不足上面。也就是说,从小就接触、学习这类现代知识的人太少了,进而导致了长沙枪炮局想找学生都找不足。说来说去,还是基础教育的锅啊——不然的话,你以为东岸本土为何吃饱了撑着,耗费天文数字般的金钱普及小学教育啊,又为何同样花费大代价开办夜校,给企业工人普及更多的科学知识呢?
普及教育,是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必由之路!普及得好,后备工人、工程师、科学家数量源源不断,工业就会发展得很好;普及得不好,后备工人、工程师的数量就会严重不足,研发创新能力也无从谈起,工业化进程就会进行得磕磕绊绊,吃夹生饭。从古至今,未普及教育而能够让工业高歌猛进的,未之有也!
黄伯超去年又在临湘新创办了一家裕大昌纺织学院,招收了80余名学生。结果一年下来,很不尽如人意。被请来授课的教师普遍反映,讲起课来十分费劲,学生们的基础知识太差,不懂基本的机械原理、力学知识,数学功底也不行,导致讲课的过程事倍功半。
黄伯超听闻后,仔细对比了裕大昌商院,最后终于发现了差异。那就是商院的入学门槛其实不高,只要识字,会基本的算术,懂人情世故即可,剩下的关于做生意的技巧,从商的原则什么的,即便是全无基础的人,学习起来也没那么费劲。但纺织学院就不一样了,这是和机器打交道的,识字、会加减乘除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懂包括物理、化学在内的多种知识,数学的要求也比商院高很多,一个全无基础的人骤然碰到这些相对高大上的知识,不懵逼简直是不可能的。
黄伯超这个时候才回过味来,明白了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他一度想上朝廷,但想想自己人微言轻,身上也没什么功名,更不是朝廷命官,连个上的渠道都没有。于是便找岳阳知府,请他帮忙上朝廷,痛陈利害,结果也是如泥牛入海,再无下文。
其实吧,这事也不能怪他知府身上。虽然目前国内思想界的争论已经日趋白热化,但保守分子的群体仍然很强大,他们对于一些御用文人“曲解”圣人语录,重新定义儒家经典学说的行为很是看不过眼,多年以来一直猛烈批判。再加上农村多由这类保守人士把控着,新学派系一时半会还夺取不了舆论主导权,因此,岳阳知府是真的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搞事,贸然上朝廷搞什么新式教育。
没办法之下,黄伯超与合作伙伴张绍宗商议了一下,决定联合一些志同道合之士,自己出钱开办新式小学,招收幼童进行学习。这类学校,有钱人家的孩子肯定是不会来的,毕竟现在大顺朝廷取士主要还是靠四五经,你学个物理、化学、机械什么的,纯属浪费生命。因此,这些小学基本上也只能招收贫苦人家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家长也没想过让孩子考取功名做大官,能让孩子学个谋生的手段就足以让他们欣喜若狂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小学学生的学费自然是无从谈起了,这基本上就意味着办学会产生巨大的亏损,只能靠办学者自己私人补贴,非一般人可以承受。
黄伯超的纱厂和布行生意这几年都还不错,手头积攒了不少现金。虽然因为战事不断而被朝廷敲诈走了不少,但办几所小学的钱还是难不倒他的。只不过,单靠他一个人办学,对整个大顺国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即便有一些朋友出钱资助也是一样。真要大规模培养人才,给大顺的工业化注入充足的后备能源,还是得靠国家财政投入,但这又何其难也。
“自强之策,教育为先。如今个状况,兄长也是知道的,我又哪里得意得起来。商院还好,这织院真是愁煞人也。单单一个染科,染科化学、漂染学两门专业课程就需懂诸般知识,愚弟遍寻全府,也找不到几个合格学生,想想也是泄气。”黄伯超苦笑了一下,摆手说道:“我开办之裕大昌小学堂,全盘照抄宁波诸小学章程,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性,让小儿习得读经、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图画、体操、修身。一俟毕业,即可开办中学堂,专门教授伦理、温经、文章、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体操。中学毕业之后,方可入读商院、织院,学成可堪大用。其间之付出,花费之银钱,愚弟实不敢想象。”
张绍宗闻言也沉默了。在大顺办教育,其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私人办教育,而且还是新式学校,这其中的风险更是大到无以复加。朝廷只知道课捐,根本没心思投钱到这上面来,单靠他们这些商人,即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呢?
这个时候,张绍宗倒羡慕起了宁波、登莱人了。他在那里生活多年,熟悉各种情况,自家子女也在定海上学。在他看来,这东国朝廷在小学教育方面当真是毫不吝啬,每年都会投入大笔资金,且强制适龄儿童入学,这培养人才的力度,当真是傲视八方。
或许,东国人军事上的诸般胜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已经注定了!我大顺,何时才能走到这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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