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扬眉:“并不。”
程如山:“那我选择拒绝。”
军官还没如何,一旁的监狱训导员不干了,脸色一沉,“程如山,你糊涂啦?”
这等好事居然拒绝,你脑子进水啦?
“哎,干嘛那么凶?”那军官笑了笑,“你可能不知道我们518部队的待遇。来,我说给你听听,像你这样经过敢死队选拔,又进入特务连执行任务,最后经过考验活着入选的,第一年一个月的津贴就是126块,吃饭管饱,还能多给你44斤粮票,另外该有的一样不少。”
这么好的待遇,没人能拒绝,他笃定。
谁知道对面的程如山看了他一眼,又垂下眼帘,缓缓道:“长官,我……没有变成军人的觉悟。”
“哈?”那军官好奇地看着他,“没有觉悟?你从敢死队出来,在特务连执行过任务,不够觉悟?来小伙子,你好好给我讲讲,你觉悟到底哪里有问题?”
程如山却紧抿着嘴唇不说话。
旁边训导员附耳对军官道:“成分。”
那军官哦了一声,“这个啊,没事,我们不看成分,只看忠诚。经过考验,都是忠诚的战士,就够格。”
“不。”程如山依然拒绝,却又不多说。
“你们。”那军官指了指门口,“先出去,我跟他聊聊。”
“岑队长,不合规定,我得记录。”书记员有点为难。
岑队长在他脑袋上扒拉了一下,“你记个屁,人家从头到尾也没说几个字,你记什么?”他把本子扯过来一看,见上面写着:程如山,出身地主,业务精干,思想不过关。
他一将那页纸扯下来团吧团吧塞在书记员自己口袋里,“出去抽根烟。”
书记员:“大队长,我不会抽。”
“学!岑队长把自己一包白纸包卷烟塞在他口袋里,“随便抽。”
等书记员和训导员走后,屋子里就剩下岑队长和程如山。
“来,给我说说,别怕,在这里没有什么政治斗争,没人管成分。我还是留苏回来的,叫他们说有苏修嫌疑呢。”
程如山想了想,道:“我当初加入敢死队,不为报效国家,只想摘帽子,像个人一样清清白白地活着。”
当年老支书说推荐他去当兵,结果因为成分被刷下来,但是一个部队干部说他是棵好苗子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敢死队。
他当时并不管太多,只问加入以后能不能摘掉爷爷和爹娘地主黑帮坏分子的帽子。
那干部沉吟片刻告诉他“如果你能活下来,摘帽子不成问题。”
于是他就加入了敢死队。
70年的秋天,他在敢死队期满,把被枪毙的爷爷和外公的成分从地主变成富农,大伯和父亲随之也变成富农。
对于没有关系、成分不好的人来说,要想把成分变一变,简直比登天还难。
那年回去,娘让他结婚,他不太想,他觉得最好把成分变成中农,哪怕上中农也好,这样他的孩子就不用再重复他童年的路子。
文G又搞什么新地主、新富农,说不准什么时候又搞什么运动,他们这些出身的人,都是惊弓之鸟。
不过他没拗过娘的眼泪,最后妥协了。哪里知道结婚没两天又被那些人给带走,加入特别职务连队。他问的依然是“能给我们摘帽子吗?能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堂堂正正吗?”
不被政策打压,不被别人欺辱,像人一样站着而不是跪着,像人一样昂首挺胸而不是垂头丧气,像人一样自由自在,而不是坏分子时刻反省认罪不敢说笑。
从前说礼仪孝悌,好坏看品行,可现在人的好坏是看出身,有些人生来就有罪。
有什么罪呢?难道所有有家产有文化的都有坏的?都是地主坏分子都是右/派?
岑队长凝视他片刻,神情越来越庄重严肃,微微颔首,“我懂。恭喜你,从今以后,你们家就是爱国有为志士,不再是地主坏分子,会有人给你们平反。”
社会上有不少党外爱国人士,不管他们是地主还是资本家,依然是被团结的对象。不少人一开始被打倒,后来被平反。
程如山笑了笑,却没有半分高兴。
他用了12年时间,数次出生入死,换来这句话。
一开始他无比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可真到了这一天,却又没什么感觉。
毕竟爷爷死了,外公死了,大伯也死了,活着的人心里也扎着刺。
“多谢。”他道:“只是,我依然拒绝。”
“你心有怨恨?”岑队长目光如炬。
程如山摇头:“恨?恨谁?又不是针对我们一家人。虽然程福贵运动的时候趁机报复,可就算没有他,我们家依然会被斗争。”
小时候不懂,大了以后见多识广,他想了很多,终于想明白:他们家不是被谁害的,而是吃了时代的亏。
如果没有政策撑腰,程福贵根本动不了他家,那些受过他家恩惠的革命者也会给他们撑腰。可后来他们只能保住大伯和父亲不死,却并不能还他们自由。其他很多没有仇家的人一样被斗争,后来又是打击右/派,那些原本最受人尊重的高等知识分子也被打倒、下放,再到文G,人心惶惶一团乱。
整个社会如此,大势所趋,非个人之力能挽回的。
才二十六岁,他已经经历了人生起起落落、生离死别。什么财富、荣耀、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些,都是虚的。因为对他们家来说,能像个人一样堂堂正正地活着,走在大街上不被人侧目冷眼,不被人指指点点说什么“啧啧,你看他,那么俊个青年,可惜家里是地主坏分子”。能够清清白白地自由出入,不会随时随地被民兵抓去批D、下跪、被架喷气式,这才是他们家最渴望的。
他这样的出身,若是进了部队,万一被较真的干部揪出来再打成隐藏在部队的反/革命坏分子,到时候不但自己倒霉,还是要连累家里。
所以,他不会进入部队的。
“哈哈,你小子有点意思。14岁加入敢死队,骁勇善战。”岑队长翻了翻档案,“你开卡车走过盘山道,入过川、去过北大荒,进过藏,杀过悍匪,在几处监狱当过卧底,双岭监狱的几个遗留团伙是你揪出来的……”
双岭监狱当初被揪出几个特务,他们隐藏在监狱里,遥控外面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曾经造成很坏的影响。
不管他褒贬程如山都不为所动,就好像说的不是自己一样。
岑队长点点头,14岁就出来混,除非不得已没人这样,今年他26岁,这十来年吃的苦头也不是外人能想象的。
他继续看档案,眉头一掀,笑道:“这是想回家守着老婆孩子啊。哟,结婚几年啦?70年,孩子得五六岁了啊。”
说到这个程如山依然面无表情,“结婚几天就被你们抓,并不确定老婆还在不在。”
连老婆在不在都不确定,更不确定有没有孩子了。
他出身不好,和正经入伍当兵的不一样。每次被征召都跟犯人差不多,没有和家人联系的自由。之前说在外跑运输,这会儿也不知道被说成个什么。
岑队长微微一笑,“不慌啊。虽然我们部队保密,也可以给你安排个随军,住在大军区没问题。”
程如山:“长官,不加入也给摘帽子?”
岑队长一怔,知道这小子是铁了心,点点头:“算数,我说了成分没问题,中农还是下中农,都能给你办。”
从地主到富农是一道天堑,从富农到中农又是一道天堑。
可在他这里,轻松得仿佛打个电话就能搞定。他当然不知道,在岑队长这里也只有他这么一个特例。
程如山握紧拳头,他们苦苦挣扎,努力从污泥里抬起头来,为能有资格仰望天空,用鲜血洗刷地主黑帮分子的污名,这条路走得无比艰辛。
他爷爷和外公虽然是地主,却从来不是坏人。抗战以前就主张铺桥修路,赈济灾民,自家人也从来没有脱离劳动。村里的佃户负担并不重,灾荒之年免租、接济都是常做的事情。为此,民国县政府还给颁发过慈善匾额。抗日以后,爷爷变卖一多半家产暗中支持抗战,当时爹想参加抗日组织,但是家族在日军那里点了名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少否则全族受累。虽然不能参加八路,大伯和爹一直支持抗日,还为保护周围的百姓们与日伪军周旋。
可是抗战胜利以后清算,他们却被打成土豪、反/革命,当初为了保护百姓们和日伪军周旋也成了黑历史。
当年程福贵勾结伪军发国难财,被大伯知道直接抽了一顿鞭子,关在村里不许出门。后来他说洗心革面要去参加抗日组织,大伯才放他走。
哪里知道,他混成个排级干部,回到原籍开展打土豪的工作,直接把爷爷枪毙。本来他想连大伯和爹也一起枪毙,幸亏得其他革命干部保护送去农场。
小时候爹总是让他记住救助他们那些人的恩情,他那时候不懂,总是问“他们为什么不把咱们家的事儿告诉政府,为什么不还我们清白?”
那时候是要不到答案的。
后来他自己知道了,不是他们不想,是政策不允许,就连明明白白的地下革命党都被审查更何况他们?
作为反/革命、地主黑帮、坏分子,他们平日里只准低着头,不许直腰挺胸、不许抬头、更不许仰头看天,否则就可能成为被斗争的理由。
他加入敢死队、特务连,为的就是能摘掉黑帽子,让家人抬头做人。
他的觉悟太低,没资格做一名光荣的军人,所以他拒绝加入特别部队。
力尽沧桑磨难,只求简简单单。
岑队长也没有再逼迫他,拍拍他的肩膀,“这样,我另外给你安排个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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